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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实施之于基层司法机关重要意义 　　摘 要：新刑诉法赋予司法机关更多、更细致职权，就是为了扩充和完善司法职能，更好实现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设定的处罚和保留的权利。只有立足于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强化法律的威严，强化法律之于社会发展的保障功能。本文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明确新刑诉法实施的重要意义，为基层司法机关对接新刑诉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权义规则 司法公正 辩证关系 　　一、新刑诉法为司法机关执法办案提供新的权义规则 　　（一）崇尚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诉法的灵魂，所有制度和规则都围绕着这一精神展开。这一原则性规定从理论上讲，既保持了阶级性、人民性，又强调了程序性、公正性。具体落实到对司法机关的要求，即不仅要惩治犯罪，还要保障人权，要将二者有机结合，在惩治犯罪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保障人权来。 　　监视居住、取保候审、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变更和实施，侦查措施的要求、辩护制度的修改等处都充分的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如对监视居住重新定位，不关进监守所，还可以去社交活动。对指定监所监视居住的修改，要经上级机关批准，减少羁押的具体措施，不能变相羁押，指定羁押以外的场所监视等，既对犯罪嫌疑人实行了有效看管，又给予其最大限度的自由。 　　（二）聚焦证据，力求程序公正 　　证据的合法性，对于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意义。新刑诉法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证人出庭规则，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义务等几个重要方面对证据制度进行了完善，意义在于将程序公正提升一个新高度，特别要遏制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促进公正的司法判决。 　　在证据规定中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很多，但都有一定的侧重性。比如在证人出庭方面，在要求证人应该出庭作证的同时，更侧重对证人权利的保护，要求证人必须出庭必须具备3个条件，即存在控辩争议、对案件有重大影响、法院认为必要的情形下，并且明确规定父母、配偶、子女是强制出庭的例外。这种规定是从现实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体现了立法者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服务大局的立法本意。又如，侦查人员在日常办案中正常行使公权力，但这种公权力要让渡于作为目击证人的义务，侦查人员作目击证人时不具有侦查身份，而是公民、证人身份。从这两处具体规定中可见，证据权义规则之下生长着的是程序公正的根基。 　　（三）强化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公平 　　一方面，新刑诉法多方加强了检察机关的监督，也细化了监督的方式。如从监督的范围来讲，讯问过程中，是可以讯问，还是应该讯问，或是不讯问即违法，都是需要区分适用的；证据条件是否符合，刑罚条件是否符合，社会危险性条件是否符合，都需要准确把握，拿捏到位①。又如，围绕维护批捕的权威这一目标，新刑诉法增加并明确了监督内容，包括对犯罪嫌疑人陈述，控告违法的调查核实权，纠正权，增强对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减刑、假释的监督力度，从事后监督提升到事中监督，对羁押必要性不断的自动的审查，不需要的时候立刻解除，对立案的监督，解决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督等规定。 　　另一方面，严格自我监督，彰显公正廉明。权责统一，是新刑诉法辩证思想的体现。司法者必须正视自己的权力，强化自己的责任感。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多次强调，要把强化自身监督放到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用比监督别人更严的要求来监督自己。②在当今中国社会媒体高度发达、信息高度透明的城市，一个不规范、不廉洁的执法行为，很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强化自身监督，做好纪律作风建设和机关内部管理，加大检务督察力度，严明纪律、严肃会风、严格考勤，在机关上下形成自觉遵章守纪的良好风气。 　　二、新刑诉法为司法机关执法办案提供新的工作思路 　　对新刑诉法的规定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新刑诉法内含了很多辨证的关系。在具体执法办案工作中，需要我们从四个方面去把握： 　　（一）重结果，更重过程。 　　新刑诉法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形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手段，也是通向实体正义的必由之路。一个法治国家如果忽略程序性法律，忽略程序性法律的建设，必将无法实现实体正义。这一点在律师辩护权上体现的比较明显，新刑诉法为律师广泛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保障其刑事诉讼权利做出程序上的保障，而辩护权正是司法过程中实现正义的推手。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就是抽象的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结果的进步，促成的是个案的正义，而过程的进步，将会推动刑事案例的普遍正义，甚至是整个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 　　（二）重数量，更重质量。 　　执法办案用数字说话，更要用公正来说话，要用严肃的法纪来维护权威，更要用宽仁的德行来树立权威。对于基层司法机关来说，办案的任务指标是衡量工作能效的主要标准，但数量和质量是成反比关系的，盲目追求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