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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视野下二级学院文化建设实践研究 　　摘 要： 学院文化建设决定了学院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从文化资本角度看，学院文化资本具有显性、隐性两种价值形态，而其存在形式则有三种：个体化资本，指的是学院的个体文化；客观化资本，代表物质化的文化产品；制度化资本，表现为学院的标识、规章制度等。在校园文化建设场域中，学院个体文化塑造的惯习必须与场域需求一致，才能占有优势地位，学院通过深化学科建设、加强师资培养、构建制度体系等方式进行资本的有效运作，实现资本的增值。 　　关键词： 文化资本 二级学院 文化建设 　　自学院制正式实施以来，学院逐渐成了自我定位、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相对独立的个体，在整个大学文化发展进程中，作为高校承上启下的二级单位，学院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又是实现大学文化共性与个性共赢的主要力量。学院文化建设不仅体现着文明的创造与传承，还决定了学院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 　　一般而言学院文化指的是学院的办学定位、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模式，以及所具有的管理特色、价值观念、公共关系、行为规范、精神风貌、工作作风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教学、科研和文体活动等。本文以江南大学理学院为例，尝试从文化?Y本理论的全新视角阐述二级学院文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一、文化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涵 　　1986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首次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资本有三种，分别是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及文化资本，在一定情况下，文化资本可以向另外两种资本转变。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个体化形式，指个体本身具有的文化能力；客观化形式，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产品，如书籍、绘画等；制度化形式，指将个体掌握的知识技能通过某种社会认证制度加以确认，形成以文凭或资格证书衡量个体文化程度的制度性标识[1]。 　　为了进一步阐述文化资本的作用，布迪厄又引入了“场域”与“惯习”两个社会学概念。“惯习”，解释为一个持续不断地获得观点、思想和行为的性情倾向体系[1]，这种倾向在个体日常实践中不断积累产生，期间会接纳甚至融合其他文化因素，而个体进行实践活动时，其本身具备的惯习则会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起到导向作用。场域被定义为“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惯习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2]，这种网络并没有物质性边界的概念，它由个体们按照特定关系共同建立，是个体实践及竞争的场所。场域作用的原动力则来自于这个网络中个体之间的差异。“一种资本只有在相应的场域内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3]，文化资本的作用就在于对个体惯习的塑造，当这种塑造与场域需求相一致，个体惯习就处在整个阶层的优势地位，享有更好的资源，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而这种优势则继续反哺个体，形成一种共赢。 　　由此可见，在整个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场域中，只有当学院文化资本与整个校园文化建设需求相符时，这种文化资本塑造的个体惯习才能在场域中得以生存与发挥；只有当学院个体惯习在场域中占有优势地位，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个体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二、学院文化资本的价值形态 　　文化资本有显性与隐性两种形态，显基于物质，隐重于精神，这种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可以实现向经济及社会资本的转变，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就学院文化个体而言，显性资本体现为学院建筑、设备、标识等，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购买与交换，实现资本的积累与增值，但是应该看到，这种资本容易被模仿，可以简单复制。隐性资本体现的是学院灵魂的内化，是学院人相似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及思维习惯等。这种资本虽然外显于其观念与处事，却根植于学院人内心。可以说，文化资本的延伸，学院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很大程度上均取决于隐性资本的沉淀与积累。 　　江南大学理学院集数学与物理之大成，开基础与应用的新风，既具有历史的厚重，又具备新生的蓬勃。理院严谨务实的科研态度、执着求真的钻研精神在学院人中时时演绎、代代延伸。这种内隐资本根植于理学院人心中，无法以物质衡量或交换，却比任何物质化产品更具影响力。对于踏入学院学习的每一个学生而言，这种隐性资本时时刻刻规范着他们的言行，塑造着他们的灵魂，以一种长期潜在却无可忽视的方式实现着资本的积累与提升。 　　三、学院文化资本的存在形式分析 　　（一）学院个体化文化资本 　　学院的行为主体是教师与学生，他们具备的文化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学院的个体化文化资本积累的高低，如果说教师的文化实力、师德师风影响学院整体的文化走向与价值观念的话，那么学生群体的资本则体现了文化的传承与延伸。年轻的理学院建院不过十年，发展至今，已经拥有了专职教师109名，其中教授15名，副教授59名，博士生导师5名，硕士生导师29名。按照学校建设“特色鲜明研究型大学”的宏伟目标，学院每年有计划地引进国内外高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