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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教育目标思考 　　摘要：过去由于教育目标的偏差，强调教育目标中人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了完整的人的培养，导致了教育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新时期应当汲取西方教育中的经验与思想中的精华，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形成适合时代特征的教育目标，回归人的价值的培养。 　　关键词：教育目标 人的价值 人的社会价值 　　 　　 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用什么样的教育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承载起贯通中西，重树中华文化之魂的使命，是整个教育界及至整个民族理应蹙眉深思的问题。教育正面临着挑战，面临着选择，也面临着机遇，教育改革该何去何从，应该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来面对新的时代？笔者拟从教育目标入手，阐述对教育改革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我国对教育目标的释义是怎样的呢？可以说，传统经学“学以致用”的观念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当前工作的教育思想，因此，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中，教育目标是这样明文规定的：教育是为了培养社会有用的人。人们甚至包括许多教育者认为，既然教育必须为社会的需求所服务，故而在教育实践中，理所当然应该强调教育中的“社会有用性”，即人的社会价值的培养。这一权威性的论断统治了教育界几十年，似乎无可指责，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变迁，教育凸现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与时代发展显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如果说与现行的教育目标毫无关联，那似乎有点自欺欺人了。因此，在新的时期，对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位与定义，是关系整个教育发展的方向问题。 　　 一、过去的教育目标：单一强调人的社会价值的教育目的所导致的弊端 　　 中国的教育，开始偏向“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的教育，和科举制有很深的渊源。隋唐科举制兴起和完善之前的中国，尤其是南北朝时，读书人似乎更崇尚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于是追求一种“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读书人更向往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为了在社会上追名逐利。而后来出现的科举制度，其教育目标就是为了培养社会的管理者，完全就是一种把教育直接导向培养社会型人才的一种机制，这也使得古代中国那种目标多样性的教育渐渐走向了单一性，科举成了教育的指挥棒，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手段都围绕着科举做文章，都是为了培养社会管理者，而那些不利于培养社会有用之人的教育层面，都如贾宝玉的诗歌天赋一样，被“阉割”掉了。诚然，近来出现很多的新观点，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科举制度经过英国人学习并发扬光大后，推广到了全世界，其对人类的历史意义不逊于四大发明，这种观点无可厚非，只是要看到，英国人并不有把科举制度当成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指挥棒，只是当成了国家管理的一种手段而非教育的终极目标。 　　 当理学出现之后，理学大师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观，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最终将“培养社会有用之人”的教育目标推到了极致。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①在程朱理学那里，“理”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不但成为宇宙万物的本原，而且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当时社会上所实行的纲常名教，也成为绝对不能违背的“天理”。而程朱理学所说的“人欲”，从内涵理解，“私欲”，而不是一般人的正常欲望。朱熹承认人的饮食男女等合理欲望，“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②如果违背了“天理”，那么人的合理欲望就变成了“私欲”，从词面上理解，理学的观点似乎还有道理，但理学对“欲”的划分却出现了偏差，许多在马斯洛理论中人的合理需要都成了“私欲”。尤其当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渴望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时，这在理学中，几乎是执排斥态度的。理学的观念，在明清之后，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成了教育别无选择的职责，对人才的培养，仅仅强调“社会的有用性”，而人的一些自我化层面上的需要，不仅不提倡，而且是严厉禁止。 　　 近现代史，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在西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冲击下，中国也出现了“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观念，不过，历史的惯性总是沉重而缓慢的，有了新兴的词，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实践行为。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沿袭于解放初期，直到改革开放前，对于人的要求，强调人对社会与国家的服从性，而那时的教育，是实现这一需要的重要手段，必须完全为维护国家的利益服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根本不需要他们有什么自我的个性，只要对“社会有用”即可，人的自我价值的追求，是完全排斥和扼杀的，这时，在教科书中明确提出“培养社会有用的人”的教育目标，这一教育目标，一直沿袭至今。 　　 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教育已经明显现出滞后性，在很多方面，显得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这早已经引起了相关人士和部门的警觉，教育体制改革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和实践中，但客观说，近来的教育改革，见效甚微，似乎总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