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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研究自由立场与探索精神 　　新世纪初，在和诗人郑敏的一次对话中，吴思敬先生曾提出过“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样一种观点。其实，经过与新诗创作同步的这近百年时间，新诗研究也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而这样的传统，就是吴思敬这一代诗评家和研究者所努力开创的。在经历了政治抒情诗、朦胧诗、“第三代”诗、“中生代”诗、 70后乃至 80后诗歌创作的各个阶段后，吴思敬就成了整个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其新诗研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和精神层面上展开的。与很多研究者依附作品进行单一的评论不同的是，吴思敬这三十多年不仅一直坚守在诗歌批评的现场，而且更注重对新诗的发生与演进作理论总结，这是对诗歌评论的提升，也是其从事诗歌史研究的基础。新近出版的《吴思敬论新诗》，即可看作是先生三十多年新诗研究的心得，也是在这本带有总结性的文集中，他真正赋予了自己的研究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学术准备到研究方法，再到批评精神，从文本到理论，再到诗歌史，这样的新诗研究已打通文史哲的各个方面，体现出了其学术上更内在的思想力度和探索精神。 　　一、自由立场是新诗研究的思想基础 　　在不少学术讨论的场合，吴思敬都曾谈到过新诗的自由立场，而在他的论文和专著中，我们也常能读到他如何谈论新诗自由灵动的精神，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诗的根本所在。这个“新”字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在打破束缚，创建一种真正符合新诗奔放特点的自由格局。正是基于新诗自由精神的这一独特性，吴思敬在理解新诗的过程中，也是以自由精神来衡量和评价他所研究的对象；而且，他的行文中包含了真正的自由思想和革新精神，这内外两方面的融合，让他在突出诗人主体精神和诗歌本体性的同时，也拓展了诗歌研究的精神空间。 　　吴思敬是一个对理论有兴趣的研究者，这就为他的自由批评奠定了基础。自由是他理解和研究新诗的条件，也是其美学趣味的体现。“在我看来，新诗的灵魂全在自由二字，这是因为诗人只有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召唤，才能在宽阔的心理时空中任意驰骋，才能不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才能结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艺术思维之花。对新诗的自由精神的肯定和张扬，是我论述有关新诗基本理论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1] “心灵的自由”不仅是新诗创作的前提，更是新诗研究的重要维度。吴思敬那些论述新诗自由精神的文章，也都是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和拓展，打破束缚，寻求超越，正是大胆尝试在其学术研究中与自由精神对接的呈现。 　　他以自由精神切入新诗内部，由此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自由的诗学”（王光明语），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从学术心态上，自由的气场和开阔的风度，乃是他诗学理论研究的精神底色。他由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这一观点所生发出来的思考，可以看作是其新诗研究的一个理论宣言，“自由诗的自由，体现了开放，体现了包容，体现了对创新精神的永恒的鼓励。自由诗不仅有自己的审美诉求，而且出于表达内容的需要，它可以任意地把格律诗中的具体手法吸收进来，为我所用。 ”[2]有了自由这一底线，新诗可以游刃有余，否则，被束缚的不仅是形式，而且还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吴思敬对废名这一观点的强调，在当下诗歌界意义非凡。尤其是在新诗百年后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诗人们和研究者其实都面临着困境：是继续向西方学习开放，还是回归传统和古典，这些方面如果处理不好，都可能与自由相悖。 　　就“新诗是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一命题，吴思敬认为“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正是针对郑敏所说的新诗没有形成与古诗相类似的定型的形式规范和审美规范而言，新诗的传统就是“不定型”，这意味着打破一些规范，“新诗取代旧诗，并非仅仅是一种新诗型取代了旧诗型，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自由的精神追求。 ”[3]在此，吴思敬所持的一个重要根据，还是归结到了新诗的自由精神上，这与他所提倡的观念是统一的。自由肯定不是一种外在的姿态，而是内在的精神，它渗透在诗人和研究者的理念与行动里，为新诗的阶段性突围提供了思想保障。吴思敬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谈中国新诗 90年的文章中提到了新诗的一体两面：新诗作为在天空飞翔的精灵，本是自由的，但在其九十多年的历程中，受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诗歌审美习惯的制约，其实走得并不顺利，甚至一直在“进三步退两步”地艰难行进。而自由如何在这近百年时间里与这一对“沉重的翅膀”博弈，正是新诗突出重围的折射。“诗是自由的精灵，强调的是诗人精神的解放，个性的张扬，艺术思维的宽阔辽远，至于落实到写作上，却不能不受媒介、诗体等的限制，即使是自由诗，也并非不要形式，只是诗人不愿穿统一的制服，不愿受定型的形式的束缚而已，具体到每一首诗的写作中，他仍要匠心独运，为新的内容设计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形式。 ”[4]打破规范、摆脱束缚对于新诗人来说，不仅需要胆量和勇气，更是一种品质与担当。在新诗历史并不久远、诗人身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