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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若隐若现的神话 摩罗 　　我在《王晓明论》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与孔子所设定的理想人格君子相对应，王晓明也有他的人格理想，这就是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不仅是他的自我期待，也是他对文化人群体的普泛要求。”这句话所描述的不仅是王晓明，也不仅仅是笔者我，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中国几代文化人的追求与幻想。 　　早在本世纪初，青年鲁迅就在留日学生杂志上大声疾呼“精神界战士”的诞生。到后来，“精神界战士”在鲁迅笔下演变成了“知识分子”。无论是“精神界战士”还是“知识分子”，其所指者乃是同一的：都是要求文化人既具有内在的信念与操守，又要担当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有人将知识分子的职能概括为传承文化、领导舆论、守护精神价值、维持社会良知，可以说是较为准确的一种表述，它与鲁迅、胡适、罗隆基、储安平、顾准等几代人的愿望和实践基本吻合。 　　知识分子当然首先应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个人。然而，上述“传承”、“领导”、“守护”、“维持”等诸般职能，仅靠少数个人是决难履行的，而是需要仰仗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努力。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说在“反胡风”、“反右”、“文革”三场政治运动中，文化人群体的行状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反思还来不及开始，中国文化人又身不由已地隐入了新的历史困境。进入九十年代，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文化人一时简直乱了方寸，出现了较严重的不知所措，在知识生产上则出现了较普遍的失语症。他们再一次面临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想象、对于知识分子职能的重新理解、对于个人道路的重新选择。这些新的想象、理解、选择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其中自然也有比较迂的、比较“原教旨主义”的，也就是比较知识分子化的想象与选择。我在这里特抄引两段话，看这两位学人是如何为自己建构知识分子形象的，或者说是如何再一次建构知识分子神话的。 　　我总以为，人类社会所以产生知识分子，就因为它需要有人超越各种狭隘的功利关系，依照整个人类生存的需要来设计社会的蓝图。在这超越和设计的过程中间，知识分子必然会归纳出某种公理，从其中领悟到某种抽象的精神价值。他对这价值看得越清楚，就越会热烈地崇拜它，把它当作自己的守护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想征得它的首肯；无论发什么主张，总愿以它为出发点；无论流行风气怎样与它抵触，都虔诚地相信它──我们所以把一个人看作知识分子，就因为他有这一点理智的信仰，靠着头脑中那尊思维之神的鼓励，他能够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中站稳双脚，不为所动，但在那班识时务的聪明人看来，他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迂夫子。 　　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甚至也不仅仅是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而是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是曾经或将要在这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个体的痛苦、绝望与幻想。正像我们的个体发育史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一样，我们在精神上也应该拥有着人类史上所有的欢欣和苦难，所有的光荣和耻辱。开始也许只是不自觉地拥有着它们，而当我们自觉地拥有这一切并担当起这一切时，我们就成了一位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个性生成的时刻，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诞生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物意义上成为人类生命的全息体，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着人性的全部意蕴，因而，捍卫我们的个人尊严，也就是捍卫人性的尊严。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每一次受难都不再仅仅是为族类所作的牺牲而首先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仅仅是个体的挣扎而是折射出族类对于尊严与幸福的渴望。在风寒雨冷的时代，我们会因为申诉了自己的悲愤与抗议而表达出族类深心的希望与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时刻，我们会因为多担了一份族类的患难而成全了个人的光荣。诗人雪莱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竖琴，要为宇宙奏出痛苦和忧伤。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不正应该是自己族类的竖琴吗？？？见摩罗《寻找确定性体验与稳定的性格》） 　　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想象可谓流光溢彩，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诞生可谓竭尽期待之诚。这样的期待也是社会和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内在需要。可我今天不想讨论这种期待与需要。相反我对这种期待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我越来越觉得应该多多考究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否可能。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并不是时代需要什么，社会就能出现什么。在精神领域，我们所遇到的情况常常相反：时代所最需要的东西，恰是社会最缺乏的东西。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读书人正是在这需要与缺乏所构成的巨大裂谷中蹦达挣扎、翻腾沉浮。他们有时候气宇轩昂，好像只需一个蹭跳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但转眼之间又神情沮丧，表现出怯弱、狭窄、萎缩的本相和低眉垂眼、忠君侍权的本性──他们毕竟是中国文人的后代，他们怎样挣扎也挣不脱这种血缘对于他们的制约与拘限。 　　然而，仅仅归因于血缘出身的责任，是不是太为我们自己开脱了？难道不能从我们每一个个人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