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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先有战略 再谈策略 　　在中国目前的整个教育投入中，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教育的发展主要靠向农民收费集资办学。 　　看看中国什么事吵的最厉害？是教育。为什么吵？因为几乎没有人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因为它既培养不出一流的创造性人才，不能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还给学生、给社会增添无穷的麻烦和痛苦。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舞台上，好不容易赶上一个战略机遇期，却在人才的培养上遇到了“瓶颈”，岂不让人痛断心肠？我们怎么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应该说，教育界还是企图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学生、教师到学校领导，越来越觉得目前的这种状况难以容忍。 　　就教师方面来讲，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来谈面临的问题，“压力大”是普遍感受，“过劳死”悄然缠上他们。就学校领导来讲，一般学校的领导少有发言权，得过且过，混个“肚子圆”就很得意了；而对于那些先锋学校的领导来讲，经常“呼吁”和“倒苦水”，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追求一流”。“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大学校长国际论坛”和“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的频繁举行，既暴露了中国校长们的水平，也反映了中国教育面临的艰难处境。这是中国教育特有的“风景”，一群人跑到一块，研究的竟然不是他们学校自己的问题，而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但又是各唱各的调，莫衷一是。 　　中国教育因为被改革造成的一些“热点”问题给缠住了，现在不是潇洒主动，而是疲于应付。从浅近的原因来看，就是按照经济改革的路子来改革教育，引发了教育与社会的冲突。一个思路打遍天下，不出乱子才怪呢。但教育主管部门的感觉好的很，他们把数字作为成绩，从国内吹到了国际上，以此作为挤身“上流社会”的资本。但是，“家丑”不可能掩盖的住，尽管他们不情愿地表示“改革中的问题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却丝毫也没有赢得学校和社会的信任，因为进退失据、朝三暮四的改革已经令教师和社会感到恐惧，改革的共识不存在了。 　　然后，更重要的是改革的前途让大家感到迷茫：中国教育要往哪里去？中国教育的发展战略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清楚，谁心里都没有底。掌握了众多资源的教育管理部门似乎信心十足，继续“乱涂乱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从“十一五”教育规划来看，其实也没有画出什么新鲜：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二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现在，这三方面哪一个都问题成堆，近期没有人对它们看好。而且这个“各自为战”的体制已经早就存在，该规划就属于策略层面的，不是教育战略。因此，如果仅仅满足这个“规划圈子”，中国教育将会继续混乱下去，教育的效率将难以令国家和社会满意。 　　我觉得，这个困难的时刻，也正是中国教育命运转折的时刻，这就是：与其高代价高成本地维持一个混乱的、前途不清的局面，不如横下一条心，扔下这匹“死马”，另寻“良驹”，建设一个新型的、体现中国特点的教育体制，开辟新的“洞天”。这就需要有战略头脑。 　　这个新型教育体制要瞄准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教育规模和研究规模要“瘦身”，要精干，这样才能有水平。铺开摊子大上规模，固然容易，但资金和水平都难以为继。中国不能按照一些人抄来的所谓“现代化指标”那样按人口比例来建教育规模，否则就上当了。“把人口压力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个口号要进行分析，不能不顾条件喊过了头。 　　第二个是建立一个便于自学的教育机构，防止出现都往学校里“挤”。在中国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什么事情几乎都“挤”，这是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一个特点。“挤”就会出现过度竞争，这在一个国家内部决不是福音，只能是内耗和残酷，自己搞垮自己，这个事实在教育和经济领域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方便自学也能实现教育公平，不是说只有都到学校里去才算公平。破解“挤”的问题，需要大智慧。 　　第三个是进一步“打通”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资源与教育共享。教育要出成绩，不能看卷面成绩，而是看为社会需要和人才培养做了多少好事。要科学划分和立法规定教育与社会的职责，社会实践对于人才成长的作用要包括在教育体制里面。 　　前2个目标是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它们是可以兼得的。后一个目标是解决教育的监督和检验问题。 　　这里，要体现资源共享这个理念。否则，条块分割，这套体制是建不起来的。但既然决计要杀出一条“血路”，就得需要铁腕。 　　比如教育规模要“瘦身”，高深知识的源头被少数学校所控制，如果他们不与其他学校和机构共享，而是用来垄断谋利，那岂不乱套？规定这些学校就是“知识母机”，他们的研究开发成果就是用来供其他学校使用的，包括各种研究单位使用。放任自流，不规定好学校的职责，让所谓的“自主办学”口号无条件地泛滥，以成全某些人“古色古香”的校长的“温柔的梦”，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合适的，因为就象自主招生难以推行的理由一样，谁也不能保证这些校长们能自觉地将学校的职责和功能与中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