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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山鹿素行士道论 　　摘 要:德川家康(とくがわいえやす)统一了纷乱的战国,开创了接近三百年的江户时代。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儒教思想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展。作为日本精神代表的武士道思想吸收了儒教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山鹿素行被称为日本武士道的鼻祖。但是,现在国内对山鹿素行特别是他的士道论的先行研究少之又少。本文简单介绍了山鹿素行,并分析了士道论产生的背景,重点论述了山鹿素行的士道论。 　　关键词:士道论;职分;详威仪;慎日用 　　 　　1、关于山鹿素行 　　山鹿素行(やまがそこう、1622――1685),名高?v,字子敬,号素行。出身于浪人家庭,六岁随父移居江户,拜林罗山为师学习朱子学,后来又师从于小蟠景宪和北条氏长学习兵学。《先哲丛谈后编》中这样记载:“(素行)十一岁,为讲说《小学》、《论语》、《贞观政要》等书,论辩殆若老成,十八岁从北条氏长学韬略,小蟠景宪高足之弟也,从学之五年,诸弟子无出于其上者。山鹿素行在35岁时完成了山鹿流兵学体系,著有《武教本论》、《武教全书》、《兵法惑问》、《孙子句读》等书”。山鹿素行一向以儒家自居,并且是日本古学派的代表他批判了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古典的曲解,主张恢复孔孟原貌,回归先秦儒学。被评价为“是一个把儒教首先作为维护武士阶级的特权地位和这个阶层内部的现有秩序的行为规范之学而全面加以应用的思想家”。山鹿素行被认为是日本武士道的鼻祖。他通过儒教思想来衡量武士的行为规范,使镰仓以来的“弓矢之道”“武道”在理论上得到丰富,形成了山鹿士道论,从而达到了日本封建武士道的最高水平。 　　2、山鹿素行的士道论产生的背景 　　南开大学李冬君教授在翻译的《叶隐闻书》(1716)中说到“以儒教教义来思索武士道,是从山鹿素行开始的”。山鹿素行作为武士道的鼻祖在吸收儒教思想的基础上,使武士道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和理论化,从而形成了士道论。士道论的产生与德川幕府大力弘扬儒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德川家康结束了战国的纷争,日本开始了长达260多年和平的江户时代,江户时期是儒教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儒教思想不仅成为了日本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政治工具,而且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所接受,并成为其理论指导。经过战国时代的洗礼特别是丰臣秀吉颁布了《刀狩令》,将武士和农民严格区分开来,武士丧失了同土地的直接联系,形成了在领主之下的等级性家臣团。而进入德川时代,这一等级身份便被法律确定下来,即形成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制结构。这种身份制结构又恰恰与中国周代封建制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民的等级结构相似,极其符合儒教所提倡的思想。而山鹿素行说:“士不耕而食,不造而用;不商而利,其故何哉?……士无职分不可有,无职分而使食用足,可谓游民也。”素行的士道论的“职分观”也迎合当时的社会。也正是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武家身份制结构成为山鹿素行的士道论的产生的社会背景。 　　3、浅析士道论 　　所谓的士道就是将过去武士经验主义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情操用儒家思想改造成理论化、系统化的武士道。因此素行的士道论也被称为“武士道政治哲学”。 　　山鹿素行把儒教道德观作为武士道的哲学理论基础。孔子将“道”的思想上升为“天人合一”的高度,在中国,儒教提倡的“道”不仅作为政治理论来统治社会,而且是作为社会的伦理规范来约束人们的具体行为规范。山鹿素行继承了古典儒学的理论观点,“宋儒好言理,素则好言道”成为其武士道理论的一大特点。中国的儒教的道德观拥有无限的权威性和绝对性,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准则,而山鹿素行在《圣教要录》(1665)中将这种“道”进行了解释:“道者日用所共当行,有条理之名也,天能运,地能载,人物能云为,各有其道不可违。道有所行也,日用不可由行,则不道,圣人之道者人道也。通古今恒上下,可以由行也。”素行在这里用儒教的天地之道和圣人之道做为理论,强调了人们需要遵守的社会准则在现实生活的权威性和绝对性,构成了其武士道理论的哲学基础。 　　山鹿素行士道论的核心“诚“、“职分”、“尚武”。《大学》中讲“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诚”成为仁和礼的基础和根本。山鹿素行将“诚”赋予新的含义“不得已谓之诚”,“不得已”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如何都控制不住的意思。素行认为“不得已”的诚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纽带,“诚”是“自然之道”、“人之道”,“天地之道”以诚而立,“道也德也仁义也礼乐也”的人伦之道也是因诚而行。没有“诚”作保障,武士对君主的“忠”是虚伪而无意义的。山鹿素行通过对武士职分的阐述,确立了武士道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山鹿语类》中讲,武士要“立本”,应“知己之职分”。山鹿素行的武士道理论主要集中在其弟子收集他的日常讲义而编辑的《山鹿语类》中,其中,素行在《士道篇》中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