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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艺术伦理学研究开创与建构 　　 　　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迅猛发展的数字艺术的崭新景观，诱导一些不同学术背景的先锋学者关注与研究。对我来说，只感到数字艺术神气逼人而又陌生无知，但是山东师范大学马立新教授从1998年以来，在国内较早开展了基于虚拟现实的网络文学和网络文化的跟踪探索与研究。他的理论著作为我“启蒙”，使我逐步了解了这个新兴学科。 　　读了马立新的《中国网络文学概观》，方知是他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了数字化审美的网络文学本质观；2003年后，他又将研究触角伸进整个数字艺术领域，先后承担并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数字艺术与数字美学研究”（2006）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艺术哲学研究”（2009）。其论著所开创的理论世界我虽然接受起来有难度，不是立即可以认同，但由于它们对一些新范畴新原理的阐释能做到深入浅出，因而使我对数字艺术领域的介入又深了一层，心悦诚服地理解了数字美学的基本理念，并掌握其初步建构起来的较为系统完善的数字艺术理论体系。 　　2010年以来，针对数字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各个逻辑环节中日益严重的低俗化、功利化、致瘾化、自由化、虚假化等高碳趋势，马立新又承担了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数字艺术德性研究”。这是国内外罕见有人问津的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是对数字艺术哲学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它不仅丰富了数字艺术理论体系，而且具有揭示一系列数字艺术导致的社会弊端、促进数字艺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现实意义。正因为我受到了马立新教授研究成果的“启蒙”，对于数字艺术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故而相信《数字艺术德性研究》是一部创新趋优的论著，并认同以下说法： 　　其一，“利他行动”德性观和基于这一德性观的数字艺术德性机制。古今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功利主义、直觉主义、契约论等多种德性观。这些观点确实在理性上有可取之处，却很难与人类实践行为相一致，也就是说，它们的形而上学色彩跟人类实践的具体性和丰富性经常发生冲突。鉴于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源于形而上学致思路径，马立新教授首先质疑这种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绝对性，并从胡塞尔现象哲学中获得启示，发掘出“中止判断，从直观现象中立取本质”的研究路径，创建了全新的“利他行动”德性观。他把人类德性建立在其具体生动的“利他行为”这一牢固的根基上，以“利他行为”作为判断人类实践德性价值的最重要尺度。人类的社会实践分为生活实践和职业实践两大领域，据此德性也相应分为生活德性和职业德性。生活德性是德性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所实施的利他行动所体现出来的德性价值；职业德性是德性主体在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活动中彰显出来的德性价值。两者活动于不同的社会空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有共同的本质。德性行动源于人性固有的同情机制，不能通过权力或教化机制来启动和催化。“利他行为”德性观较之已有的各种德性观的最大优势就是直观明晰，可操作性强，在实践上非常容易地就可判定每一个具体行动或行为的德性价值。从这一新型德性观出发，马立新系统考察了艺术德性和数字艺术德性的本质特征之异同。他认为，直观真实、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是原子艺术固有的三种德性生成机制，而数字艺术除了上述三种基本德性构成外，还生成了超现实真实、本真真实和虚拟真实三种新型德性机制，且后者具有特异性、内生性和系统性特征。“利他行为”德性观及其数字艺术德性机制的阐明，是国内外艺术伦理学研究中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为遏制当代数字艺术的高碳化趋势指明了方向。 　　其二，首次阐明数字艺术有机构成的德性机制。数字艺术德性机制不同于数字艺术有机构成德性机制，前者所揭示的是数字艺术德性本体的属性，而后者则是指构成数字艺术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各自的德性机制。因为当代数字艺术实践是作为一个文化产业组织在社会上运行的，这就必然涉及对生产、传播、消费、监管等性质完全不同、诉求差异巨大的不同艺术主体行为的考察，而其中每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德性建构都直接影响着数字艺术系统整体德性价值。研究者的这一学理逻辑是独具慧眼的，于是他们遵循同一个德性标准分别发掘出数字艺术生产德性机制、数字艺术传播德性建构机制、数字艺术消费德性建构机制、数字艺术文本德性建构机制和数字艺术监管德性建构机制，并系统阐明了它们之间的互作关系。上述这些研究领域均是国内外无人问津的学术荒原，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开创性和拓荒性，增加了艺术伦理学科的知识储备。尤其是重点探讨的各种德性的建构原则、策略和方法，对于遏制数字艺术高碳趋势，进而开发生产低碳数字艺术，都具有实践指导价值。 　　其三，首次揭示出网络游戏德性机制，并提出了一整套相关的网瘾防控对策。网络游戏作为一种典型的互动性数字艺术类型，在文化市场上较早构建起比较成熟的盈利模式，它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新型数字艺术形态，其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