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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素对腐败行为影响机制述评 　　【摘 要】腐败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重大挑战。对腐败成因的探讨对于打击和干预腐败有重要的意义。早期的研究大多关注某一特定文化下的腐败现象，解释力十分有限。文章尝试从跨文化的视角切入，分别综述了几个重要的文化指标（包括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对腐败的影响机制，以期从文化视角揭示腐败的深层次成因，为制定打击腐败的实践策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腐败；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权力距离 　　腐败是一项常见但危害性极大的行为，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以及其它的一些社会及经济领域都有负面的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许多政府和和机构纷纷出台了打击腐败的项目和法令。那么，腐败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与腐败有关的行为?? 　　许多研究都发现，文化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的经济行为。根据Hofstede（2001）的定义，文化是指用来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群体的一系列集体化的心理表征。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价值观和信念，继而影响其对行贿的态度，如是否需要为行贿行为负责，行贿行为是否违反道德规范等。本文试图对影响腐败行为的文化因素及其影响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跨文化的腐败研究提供参考。 　　一、影响腐败行为的文化因素 　　（一）集体主义―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一个社会中所有的个体都具有相同的命运、目标和价值观，将个体视为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指标，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内群体的利益是最为重要的。相反，个体主义则强调个人目标的实现、自主和个人成就。由于行贿常常是以牺牲大众利益来保障个人或某一群体的私利的行为，因此很有可能会受到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文化的影响。 　　许多研究探索并证实了上述假设，即集体主义文化的水平越高，腐败越严重。在一项研究中，Mazar和Aggarwal（2011）分别考察了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集体主义对行贿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个体层面的集体主义倾向对行贿意愿有促进作用，且这一过程的本质是集体主义文化导致了不道德行为的责任分散及道德推脱。然而，Martin等研究者（2007）在一项研究中却发现了集体主义文化和行贿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他们的解释是，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归属感，将所有的社会成员看做相互依赖的个体，不看重个人的成就和得失，因而可以阻止个体为了所在群体的私利而从事损害大众利益的偏离行为，因而会降低腐败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尽管现有的研究中对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文化与腐败行为的关系并没有达成共识，但这可能受到对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测量方式、测量背景和行贿情境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日本人在家庭环境中是个体主义的，但在工作环境中却是集体主义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们在家庭环境中是集体主义的，但在工作环境中却是个体主义的。因此，即使是一个高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也会根据行贿行为的受益者是否是自己的内群体成员而表现出截然不图的态度。 　　（二）普遍主义―特殊主义 　　普遍主义看重行为规则的抽象本质，认为同一群体中所有的个体对同一事物都持有普遍化的、一般化的和一致的态度；特殊主义关注当下环境的特殊性，认为个体对事物之间的反应取决于其自身和该事物之间的独特关系。当一个社会中的各类组织运行效率低下时，一些强社会网络便会应运而生，而特殊主义正是其逐渐发展的产物。现有的研究表明紧密的且具有排外行的社会网络是腐败和行贿产生的根基，因此，在特殊主义的文化下更容易滋生行贿与腐败行为。 　　Mungiu-Pippidi（2011）总结了与特殊主义文化有关的各类腐败现象，包括：（1）纵向的特殊主义（如，恩庇―依随这种非正式的、特殊互惠的关系）；（2）横向的特殊主义（如，“圈子”、裙带关系和行贿）。Mungiu-Pippidi（2011）认为，当特殊主义成为一种文化规范时，上述这些现象便会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此时个人行为将不再受到普遍的道德规范制约，而是由如何在该情境中最大化地动员自身的特殊性以便达成目标来决定。Rotondi和Stanca（2015）利用欧洲社会调查在26个国家和地区收集的调查数据，系统地分析了特殊主义文化和行贿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特殊主义文化的水平和行贿行为仍呈现正相关，但和被索取贿赂的程度没有显著关系。 　　（三）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中权力较弱的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社会中权力分配的不公。在一个高权力距离的社会中，人们相信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会有不可逾越的边界，处于高社会阶层的个体（如，政府官员）会认为他们有特权收受贿赂，将勒索得到的贿赂视为自己的正常津贴。另一方面，正因为社会阶层的稳定不变，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会更希望通过一些非正常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