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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生态文明与法治文明耦合研究 　　[摘 要]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和生态沟通理论适宜作为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耦合研究的理论资源。从卢曼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文明建设，应以“系统/环境”问题为中心，从自创生理论的全新视角来解说生态子系统和法律子系统的耦合现象。 　　[关键词]生态文明；法治文明；卢曼；生态沟通理论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4-0021-05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样，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种崭新的治国理念，对生态文明进行理论阐释也随之成为我国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大生态制度创新，“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在《决定》中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生态文明法律制度”。有学者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的契合性，指出生态文明与已确立的政治文明在基本价值上有机融合，连接两个文明的重要内容就是以正义自由秩序为基本价值的法治。[1] 　　这样，丰富和发展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党的法治建设理论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有价值。而卢曼的生态沟通理论和法社会学理论对于认识上述理论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把握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党的法治建设的价值和方向，以更深入地认识和控制生态风险和脱离群众的风险。 　　一、卢曼的眼光：生态沟通理论和法社会学理论 　　卢曼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沟通理论和法社会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独特的视角，其理论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良性互动可能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呢？先简要介绍卢曼生态沟通理论和法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卢曼的生态沟通理论 　　1.功能分化：整体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从结构上分化成不同的功能系统，生态风险的难以解决与无法解决就是忽略了现代社会的这???结构性特征。卢曼认为，生态风险的根源不仅在于社会系统内部，更在于社会系统的环境，所有系统内部的问题最后都要追溯到系统与环境的区分。[2]P214卢曼的生态提问关注同一个生态问题（如森林死亡）是如何被不同的社会系统如经济系统、法律系统、教育系统等等所感知和对待的[3]只有当社会的不同功能系统的自主权和自身动力越来越大时，解决生态问题的能量和可能性才会更多更大。 　　2.系统/环境：风险/危险的区分代替风险/安全的区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将系统内部的问题放置到了系统与环境的关联之中加以考虑，破除了以往以系统为中心的观念。世界是系统与环境的统一，以系统/环境的区分代替整体/部分的区分。甚至可以说，系统就是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差异。[4]卢曼的生态沟通理论建议用风险/危险的区分形式替代传统的风险/安全的区分。在这一形式下，系统/环境可以借由风险概念而获得一个形式上的区分――所谓风险可将潜在的损失归因于系统；当潜在的损失归因于环境，就是一种危险。[5] 　　3.生态沟通：作为自创生系统的生态系统之基本构成要素。自创生理论将生命系统比喻成一台自创生机器，这个机器通过对自身构成要素的生产而生产了机器自身，这个生产过程是一个封闭、递归的过程，它们的产品永远都是不同的自己。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引入，卢曼相信社会系统中的生态系统（指贯穿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生态环境系统，而不仅仅是指生物系统）就是一个自创生系统，并认为社会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沟通而不是行动，但沟通的过程又必须化约为行动以对生态系统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而由设定区分和标识区分所构成的一个连续统的“观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建构理论的基础。 　　（二）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 　　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首要意义就是提供了一种认识法律和社会的理论框架，并且具有以下三个不同于其他理论的重要特点。 　　1.突破了内部视角的限制，在法律系统内部运作的基础上探讨法律与社会的动态关系。卢曼的理论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并把法律视为一套包含规则和运作的动态系统，认为对法律的认识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卢曼眼中的法律系统具有其自身运作的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只是卢曼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分析的前提，因此卢曼的理论消解了法律与非法律之间所划定的界限，将法律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 　　2.破除外部视角的局限，在强调法律系统开放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法律系统的封闭性。法律系统与系统外部环境之间存在互相影响与作用的关系，传统的法社会学理论虽然正确强调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但都忽视了法律系统的自主性，忽视了开放性背后的封闭性，单方面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