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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行政法学研究重点调整与展开 　　摘要：新时期行政法学研究重点要调整：从重视研究权力规范转向重视研究社会规范；从着重研究程序法转向着重研究实体法；从注重研究普通法转向注重研究部门法。重视研究社会规范，要关注行政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关注行政相对人的合作；要关注秩序行政。着重研究实体法，要关注行政的可接受性；要关注行政主体的主动性；要关注行政方式的多样性：注重研究部门法，要解决行政法实际问题，追求综合效益；要关注部门法体系建设；要关注部门法之间的协调。 　　关键词：行政法学；实体法；部门法 　　中图分类号：DF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1―0063―34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稳步推进，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走过了辉煌发展的30年。这相对于百年世界行政法学研究而言是短暂的，但它的成果是令人振奋和自豪的。在这一时期，我们基本完成了基础理论和基础立法的研究任务，基本跟上了本学科发展的世界潮流。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聆听着“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法治政府”的清脆号角，感受着“福利行政法”的世界脉动，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需要有所调整。为此，我们认为要从社会规范、实体法、部门法这三个点入手，举学界全力加强研究。 　　社会规范、实体法、部门法是不同层面、不同基准下的三个概念，不是同一分类标准下的同组概念。社会规范有多重意义，此处是“规范社会”的名词化，与规范权力，即“权力规范”相对。实体法是与程序法相对应的范畴，此处程序法取狭义或传统意义――诉讼法或救济法。部门法，又称特别法，与普通法或一般法相对，指一个法科下的各个领域或分支。就行政法而言，其部门法有公安行政法、城市规划法、广播电视(行政)法等。社会规范、实体法、部门法三者因为不是同一标准下的分类，因此它们有时会出现重合。之所以确立这样的三个重点，直接原因在于以前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存在轻视部门法研究，实体法研究和社会规范研究不够充足，而新的现实在这三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通过倡导这三个重点，希望能在行政法学研究中营造一种更为务实的学术氛围，实现本学科研究对象的轻微转向，进而让自己的研究更能直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二、从重视研究权力规范转向重视研究社会规范 　　 　　一直以来，我国的公法研究都沉浸于“权力制约”这一经典论域。在此之下，“控权”、“规范行政权”、“有限政府”成为行政法学著书立说的流行语或潜台词；“控权沦”在行政法学理论基础讨论中获得很多学者的支持；行政救济往往成为大小论文的“压轴好戏”。出现这种注重研究权力规范的状况有其自身的缘由：权利保障是法律的主旨，而权利最易受到来自权力的侵害；“官压民”、腐败丛生凸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必要。所以，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也正是权力规范研究的相对充分，我国反腐败斗争才取得了重大胜利，人权状况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部分重要的基础性行政法(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程序法等)才得以出台或者将要出台。在有了这些基础性行政法研究后，谈“重视研究社会规范”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重视研究社会规范，要关注行政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行政权作为国家三大权力之一，其存在的必要性，就如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一样不言而喻。“在一个法律的社会状态能够公开建立之前，单独的个人、民族和国家绝对不可能是安全的、不受他人暴力侵犯的……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的就是这样一项原则：必须离开自然状态，并和所有那些不可避免要相互来往的人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大家共同服从由公共强制性法律所规定的外部限制”(康德语)。这个外部限制就是行政权重要职责所在。行政权的存在，增强了人们与自然抗争的能力；捍卫了国家、民族的独立与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与发展；保障了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自由与权利。德国思想家康德甚至主张国家拥有无限的权力，国家的全能状态不会排除个人自由权。此观点虽然对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对立面有所忽视，但却直接地揭示了两者的统一性。我们认为，面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利对立统一关系，在和平发展时期，更应该倡导两者统一的一面，利益一致的一面。当然，这种倡导一定是在清醒认识其有对立性并建立了相应制度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当本阶级取得政权后，如果继续强调利益关系的冲突性及行为关系上的斗争性，必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政局不稳。因此，在和平建设时期对利益关系应有不同于革命时代的价值判断，对行为关系需要有新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及行为关系上的相互合作。”非典时期公民的强制隔离行为、禽流感时期家禽的集中捕杀行为等都体现了行政权与公民权利的对立，但亦凸显了两者的统一，该统一得到了公民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