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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概念问题反思与世纪初现象争鸣 　　内容提要 世纪初几年关于新诗的系列争鸣和文化事件,最终形成了当下诗歌标准的探讨。这一追本溯源的趋向从深层反映了新诗存在的历史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从当代的立场反思新诗的概念出发,在具体涉及“历史传统”、“时代与命名”、创作与命名三个主要方面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新诗的概念,正是回应当前热点现象和诸多悬而未决之历史话题的重要图景。 　　关键词 新诗 概念 反思 世纪初 争鸣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5-0104-06 　　 　　世纪初几年关于新诗传统的争鸣以及一系列诗歌文化事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新诗历史的本源问题。作为一种更为直接的回应,《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今年也逐步展开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新诗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栏。就目前已发表的文章来看,“新诗标准问题”的研讨更多由于研究者的学院身份、关切之心而成为一种“历史整体性”的言说和良好的愿望,不过,如果以更为客观的心态进行冷静地“换位思考”,上述行为在那些一贯“我行我素”的诗人、一贯质疑新诗乃至呼喊“新诗死亡论”者眼里,究竟会存有几分价值呢?或许,在遭遇这样的“质询”之下,对于新诗抱有热情的人只有沉默不语,退避三舍?! 　　由世纪初诗歌现象的争鸣,回顾新诗的历史,不难发觉:所谓质疑的声音事实上由来已久。新诗的“历史问题”一直由于其传统、标准及其多义性而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和层次感。不但如此,这一“历史问题”不断在某一时期的自然呈现,也决定它一直与新诗的历史相伴相生并极易产生自我缠绕的“圈套效果”。鉴于这样的历史前提,本文选择从“新诗概念”这一最为本质的内容出发,并期待在“今天化”的立场上,回应一些问题。 　　 　　一 　　 　　在当代文化视野内谈及“诗歌”(而不是“古诗”或某某朝代的诗歌)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诗歌”其实就是指新诗。在这一视点下,新诗的历史总被先验的“认可”,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同一时期仍在进行的旧体诗、词创作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同样可以被纳入到“诗”范畴的歌词创作又将获得怎样的认识?勿庸置疑地,在上述实际含有二元对立模式的认知下,“对抗”旧体诗、词被人为地赋予给了新诗的实践者和支持者,但面对几岁孩子常常能将李白等诗篇脱口而出的事实,或许,那些以诗歌研究为己任的人会感叹良深。“如何正确地对待新诗”?在诗歌“生存”步履维艰的年代,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写作的问题,它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至少还应当包含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以这样的眼光审视新诗,所谓“危机论”、“死亡论”,或许从来就不在于新诗的外部环境,而只来自新诗内部的环境构造。 　　“诗歌”当下的“身份模糊”,使新诗概念问题即“何为新诗”必将以历史的形式呈现出来。由此联想到1998年,王光明先生曾提出的以“现代汉诗”取代含混的“新诗”概念的“尝试性”主张―― 　　 现代汉诗作为一种区别于古典诗歌的文学型态,意味着正视中国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诗歌语境,反思“白话诗”运动、“新诗”运动的成就与局限,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诗歌建构活动。它与现代中国小说、现代中国散文等文学型态学概念相近,但为了避免将现代诗等同现代主义诗歌的习惯所指,又略有区别。这不是一个具体的诗歌文类概念,或许它仍然是一个过渡性、临时性的概念,但这个诗歌型态学概念有利于我们面对经验与语言的真实,纠正“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偏颇,以诗的本体自觉和语言自觉,走向成熟的现代诗歌美学和形式美学建设。(注:王光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 　　对新诗概念特别是其所指部分的确认,必将成为一种“历史化”的“合力行为”。或许,约定俗成的“新诗”已不再是问题的关键,新诗需要的只是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前完成一个“自足的过程”――在这个颇具几分“认识型”(注:本文使用的“认识型”,主要参考了[澳]J#8226;丹纳赫T#8226;斯奇拉托J#8226;韦伯《理解福柯》一书中的说法,即“认识型”可以指代“围绕特定的世界观和话语组织起来的历史时期,而且这些历史时期只能通过这些世界观和话语得以解释”。见该书193页,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倾向的“过程”中,新诗必须要至少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其一,是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其二,是如何从更为具体的诗歌内部元素出发,建构并证明其合理性。 　　 如果只是从字面来看,“新诗”一词的出现会早于今天观念上的“历史”。比如,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就曾指出:“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Τ缎旅?词以自表异。丙申(1896年)、丁酉(1897年)间,吾党数子皆好此体。”(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