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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娱情中外戏剧价值论永恒内部角力 　　摘要：“戏剧何为”是曹禺剧作的批评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耐人寻味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研究者们于曹剧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总是有意无意地突出一方而非等而视之――要么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要么将一方视为另一方的附属产品。这一现象首先与曹禺在个人创作倾向和时代、社会要求的冲突中所生发的价值犹疑有关――作者在“教育”和“娱情”两大功能之间的摇摆直接导致了其剧作价值倾向的模糊。更进一步说，由于戏剧自身的艺术特性及其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受众特征，“教育”和“娱情”之间的角力始终潜隐于古今中外戏剧价值论内部，曹剧中两大功能之间的“暗斗”恰是其具体表现之一。 　　关键词：曹禺；戏剧；价值论；教育功能；娱情功能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1-0115-07 　　谈中国现代戏剧，就不能不谈曹禺。因为，即便对其人其剧持较严厉态度的评说者也不得不承认‘正是从《雷雨》开始，话剧在广大的社会中，才成为引人入胜的戏剧”；曹禺为“舶来的话剧”建立了纯熟的民族风格，“在穿插紧凑、对话生动、剧中人个性的突出各点上，都超越他的前辈，迄今仍无后来者”。或许正因为如此，从《雷雨》的发表和上演开始，关于曹禺剧作的评议就始终保持着某种热度，造就了一个“说不尽”的曹禺。 　　从1934年《雷雨》的发表至今，曹剧批评大潮已涌动80余年。考虑到曹禺所有剧作不过十数部，其中公认的经典“名剧”更是集中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5部的范围之中，这一批评史现象已足够令人惊讶。通过对曹禺研究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人们如此热衷讨论曹禺剧作，除了叹服于这位天才作家作品的独特魅力之外，恐怕也与其对曹剧所代表的中国戏剧的现代化道路、尤其是现代戏剧在传统与西学激荡中的价值定位问题的探索息息相关。 　　一、戏剧何为？――曹禺剧作批评之内在关切 　　虽然有过战争和“文革”等特殊历史时期的中断，曹禺研究的相关成果依然洋洋大观。20多年前，田本相、胡叔和编选的《曹禺研究资料》已达厚厚两大册。有学者统计指出，至本世纪初，仅研究《雷雨》的文章便多达400多篇“文字数量百倍于原著”。正因如此，初涉曹禺剧作批评之域，常使人产生某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晕眩感――成百上千种声音仿佛各据一角、纷纷然吁求对自身的认同。然而，这一派众声喧哗中实有其主旋律在，即研究者们对戏剧价值问题的内在关切。如果进一步辨析，还可发现这一主旋律有着双声部结构――对曹剧思想价值的探讨与对其艺术价值的揭示既判然有别又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曹剧的思想价值从一开始便成为研究者们热衷讨论、甚至激烈论战的焦点议题，并贯穿于80余年的曹禺研究史中。对其给予肯定的学者一般认为，曹禺作品或从不同方面反思现实问题，或深入探讨某些哲学问题，具有很高的认识水准。刘西渭在《雷雨》发表一年后撰文指出，?m然“命运观念”是这出长剧中的最高力量，但曹禺跳出了将一切写成“天意”“报应”的窠臼，揭示了造成人物命运的“错综的社会关系”和“错综的心理作用”：剧中唯独放过似乎最应受惩罚的周朴园的处理方法更具哲学深意――因为“活着的人并不是快乐的人”。田本相也认为，虽然《雷雨》受到了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曹禺也曾自承有些宿命论思想，但作者“在错综复杂的人物纠葛中反映了旧社会的现实关系，展开了一幅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图画，从而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对曹剧的类似阐释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比如，在论述曹剧“诗性之思”时，李扬便认为曹禺不仅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而且通过“对存在的追问与探询”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灵魂深处的“焦虑与挣扎”。 　　与上述意见相反，有学者认为曹剧沉溺于某种神秘主义思想，缺乏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真正认识，因而缺乏足够的思想深度。早在1936年，张庚即批评曹禺除了在创造人物典型时说得上是“不自觉的成功的现实主义者”外，既未能接近“现代人类社会所苦恼的中心”，也欠缺这方面的自觉性，不具备正确的世界观而倒向了传统宿命论。到1940年代，这类批判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胡风认为《蜕变》夹杂着“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最卑俗的市侩主义”成分；杨晦也说曹剧未反映当时“应当”反映的现实，所表现的只是“一些生活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以及小市民等的病态心理”。虽然这类偏激文字后来不再多见，但随着曹禺再也无法创作出与早期作品相匹敌的“名剧”，研究者们再次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曹剧的思想性。有人认为，曹禺中后期的创作中“有着太强的迎合社会政治潮流的目的性”，其所谓的“创作指导思想”只是某种先在的空洞概念，缺乏真实血肉：不少学者甚至开始达成共识，将曹禺无法写出新“名剧”的原因归结为其在“文革”和各种社会活动中“精神残废”“才智损耗”的结果。 　　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