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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可风导演与摄影师双重身份浅析 　　【摘 要】澳大利亚籍摄影师杜可风的导演身份一直掩盖在摄影身份的光芒下，他被誉为“亚洲第一摄影师”，至今活跃在多元文化电影界之中。本文将以澳大利亚籍摄影师、导演杜可风作为探究对象。他的文化背景?S富，久居香港，他站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试图破除电影世界中西方对于东方人银幕形象的刻板印象，他本人也站在平衡的视角上，试图找到东方与西方的平等对话关系。本文借用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试图分析杜可风作为摄影师、导演身份在文化背景中的含义以及他身份的特殊性，从他的导演作品、摄影作品入手，将影像作为一种语言试图探索杜可风的独特电影观念。 　　【关键词】杜可风；导演身份；摄影身份 　　中图分类号：J9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07-0079-02 　　一、作为导演的杜可风 　　后殖民理论在朱立元的论述下，是多种文化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后殖民理论也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①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构建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欧洲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方面）以及作为曾经的宗主国与被殖民地区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文化话语权力关系、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杜可风在担任摄影师的时间里，接受了不同风格的东方风格视听语言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延续到了他的导演作品中。他本人就是后殖民主义在霸权文化与被殖民文化融合的最好体现，甚至在他身上，宗主国（英国、澳大利亚）文化霸权出现了消解、颠覆的情形。杜可风执导的作品打破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文化对立，他以多元的融合视角构建他片中人物（人种）与场景（国别）的新型银幕形象，甚至他自己在《甜蜜蜜》中饰演的外教角色可以视作香港后殖民文化的瓦解。这些特有的人生经历与他独特的影像风格，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解读杜可风及其作品提供了一定可能性。后殖民话语理论指涉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文学和电影，探究关于殖民纪录和后殖民身份的议题。 　　杜可风（ChristopherDoyle）在澳大利亚悉尼出生、成长，70年代在香港停留学习中文。杜可风在缺乏长片拍摄经验的情况下，受邀成为杨德昌的长片处女作《海滩的一天》的摄影指导，而他在因《海》夺得第28届亚太影展最佳摄影之后，长年留在中国两岸三地担任电影摄影师。1999年，他同时担任编剧、摄影与导演，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片电影《三条人》。至今的十余年间，他以多重身份活跃在电影界和摄影展之中，然而引人瞩目最多的依然是他的摄影师身份。本文筛选进入讨论的杜可风导演作品与摄影作品均是涉及多语言的，导演作品包括《三条人》、《巴黎，我爱你》的舒瓦西门短片；摄影作品包括与王家卫、杨德昌、张艺谋、崔健等导演的合作作品。 　　（一）长片处女作：《三条人》，1999 　　影片三个主角来自不同地域，三种语言与文明在电影中的碰撞与融合，如同杜可风本人的经历。《三条人》通过一种共通的东西来建立多种语言之间的联系：对回忆的留恋。与多语言对应的也就是多个地区，涉及空间的流转：不同空间中异乡人的状态，如同水手的状态，如同杜可风年少的状态。杜可风也在多次采访中强调他对电影空间的重视。 　　“多元文化主义”一词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枪口指向了“欧洲中心主义”，这里的“欧洲”除了直接指涉地理上的欧洲地区之外，还包括欧洲散布在全世界的附属成员。“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的是“欧洲是世界的中心”，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中心早已不仅局限于“过去”的发达地区，而是话语权范围的扩大，多种文化、意识形态都能并存的要求。罗伯特?斯塔姆认为某个层面上来看多元文化的概念是非常单纯的，是指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化遗迹各种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包括附属和支配的关系）。①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计划”是从一种地位、才智及权力的根本平等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世界的历史和当代的社会生活。在《三条人》中，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汇在画面空间中，拥有的是平等对话的关系。杜可风首先给予他们以各自的不同，再赋予心理频率上的相同点，从人物塑造、到画面展现上都有所体现。多元化的地域文化视角纳入电影中来讨论，并赋予主角人物以平等的对话关系，杜可风以此达到了构建这种多元化的电影观念，也为日后他作品中的多种文化背景、第三条道路的东西对话方式奠定了母题。 　　（二）《巴黎，我爱你》之舒瓦西门的短片，2006 　　《巴黎，我爱你》与7年前的长片处女作《三条人》相比，其实两者之间有文化上的继承关系：流转的主角或配角，身处他国的异乡人；看似是叙事又不失风格。初看时甚至以为这个外国导演对中国有刻版的印象，片中华人们固守着中国文化的残影：武功与旗袍，充满来自城乡结合部的疏离感，与巴黎的现代气息之间存在尴尬的沟壑。老板娘将亨利的名字错听为“爱你”，鲜少有效的对话也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