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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嵌人性分析 　　摘要：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结盟　国有资产重组　权力的嵌入性　社会网络　市场化改革　与政体连续性 　　 　　一、问题的提出与案例 　　 　　(一)国有资产重组与企业结盟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平衡政治、市场以及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渐进前行的(Fewsmith，1994；HebererSchubert，2006；Shirk，1993)。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Morris et al.,2002；Naughton，1994)，其中涉及政治合法性、市场化改革手段和意识形态的争论(Holbig，2006；Sun，2008)。在经历了2004年“国企改革激情大辩论”(李开发，2005)之后，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重组在平衡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中谨慎前行。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重组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论，究竟原因何在?学者们认为，在国有资产监管与重组过程中存在多元利益相关的行动者及其博弈过程(何枫，1998)。多元利益博弈既发生在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冯瑞菊，2005)，也发生在政府、企业、银行之间(秦国文，2006)。同时，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重组的一系列事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目前，有两股动力推动着国有资产与民营资本的联合。第一股动力来自于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调整面临的重要战略与任务(李荣融，2005)。从2004年开始，国资委给每家中央企业确定主业范畴，并逐渐对央企进行重组。国资委定下的战略目标包括：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到2008年，长期积累的一批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任务基本完成；到2010年，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和重组至80到100户。第二股动力来自于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以及摆脱困境的紧迫性。在全国工商联召开的“十一五规划与民营企业”论坛上，在回答“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在哪里”的问题时，多数企业家认为是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融资困难。尽管“非公经济36条”已出台，但民营企业在上述方面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未获根本改善。面对国企、外企等强大的竞争对手，民营企业试图通过联合，寻找新的机遇来发展壮大。这两股动力驱动着当前国有资产重组背景下新的利益格局的产生。这种利益格局一方面孕育着利益集团合作的因素，同时也潜伏着博弈的过程。这种结盟的过程以及关系走向正是本文的研究兴趣所在。 　　 　　(二)理论背景 　　交易费用理论(Williamson，1985)、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Salancik，1979)、竞争能力与优势理论(Dav，1995；Hunt et al.，2002；HuntMorgan，1995)以及社会网络理论(Gulati，1995，1998；GulatiGargiulo，1999)等视角为结盟动因以及治理结构提供了各种解释机制。但是，这些理论基于如下假设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将结盟作为通过伙伴选择与战略管理即可实现联盟目标与绩效的一种策略行为，忽视了企业组织交换关系中形成的“权力”关系及其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最优化方案的偏离。O.哈特的批评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里没有“权力”概念，因为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来调节，权力分配并不重要(参见周雪光，2003：226)，而他的企业合同理论则认为产权决定权力关系与合作关系。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社会网络理论认为资源与网络位置的不平等和不对称会形成组织间的权力关系，但是企业可以通过战略定位与治理结构来平衡权力关系，而所有的这些都依赖于企业能力以及战略管理。这些理论的核心命题在于认为企业通过策略性的行为可以实现企业结盟，并且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实现结盟向最优化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企业结盟面临着相当高的失败率(Dyer et al.,2001)。学者们往往把原因归结为对结盟伙伴能力的错误判断、投机行为、主导权之争等，并且建议通过谨慎选择、信任机制以及策略性的治理结构获得结盟的成功(DasTeng，1999；Ireland et al.，2002)。但是经验研究发现，结盟并没有按照最优化的方向发展，30％至70％的结盟失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