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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故乡明试论游牧者恋土情怀 　　[摘 要]研究历史离不开地理，就像唱一出好戏，怎能少得了舞台。研究匈奴的历史更是需要研究其与所处的牧区的关系。以匈奴、蒙古、党项等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似乎被大多数人贴上这样几个标签：“逐水草而居”、“游离”、“迁徙”。而本文旨在以游牧者的典型代表――匈奴为例，试着碰触一下、感官一番一直以来似乎被大家忽略的游牧者的“恋土”“怀旧”情怀。 　　[关键词]游牧民族；匈奴；“恋土”情结 　　“讲历史不讲地理条件，怎么行呢？比如唱戏，总要有个舞台吧！”白寿彝先生在其《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如此论述历史与其所发生的空间的关系。提及游牧民族，许多人的第一印象会是如此：游牧国家下的牧民平时皆无拘无束地生活在草原上，一旦集结，便骤然间成为骁勇善战且残暴的战士。迁徙，不断地游离，并借着快速的移动与优越的战斗力，对定居国家予求予取。或是水平，或是垂直的不断移动，似乎才能给予匈奴人最旺盛的生命力。“移动以及随时作有关移动的抉择，是游牧社会人群适存于资源匮乏且变量多的边缘环境的利器。”[1]匈奴社会更是如此。然而，考古发现证明，游牧社会中也有某种程度的农业活动。[2]故笔者认为，马上走天下、不断游离的匈奴人在移动或被迫移动的背后，也有着其恋土、怀旧、安土重迁的情怀。 　　《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同太仆祭彤及吴棠出朔方高阙，进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王闻汉兵前来，率领部众渡漠而去。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皋林温禺犊王复率众还居涿邪山，南单于闻之，遣轻骑与缘边郡兵及乌桓兵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降者三四千人。也就是三年之后，前时因逃避汉兵而渡漠北去的皋林温禺犊王，在汉兵退后仍旧回到原来的牧地涿邪山。这时虽受到南单于兵的攻击，并且损失数千人众，但他仍未离开故地。过了九年之后，他还是在那里驻牧。元和二年（公元85年），南单于遣兵千余人至涿邪山狩猎，又与皋林温禺犊王在此相遇，因即发生激战，南单于斩皋林温禺犊王首级而还。[3]皋林温禺犊王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故地涿邪山，连续三次，绝非偶然。 　　袁宏《后汉纪》卷一0《明帝纪》载：中郎将耿秉上书，认为伊吾卢亦有匈奴呼衍王一部，破之可以折其一角。“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冬，遣窦固、耿秉再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4]白山即天山，白山虏自然指的就是天山的匈奴呼衍王部。虽被击败，但呼衍王的势力始终没有被消灭，他及他的后裔或者继承者仍然继续驻牧于天山一带，甚至五十年过后，史书上仍有该部在这一地带活动的记载。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敦煌太守张 上书，其中提到北匈奴呼衍王常辗转于蒲类海及秦海之间，专制西域，进行寇抄。直到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西域长史班勇发西域各地兵攻击呼衍王，呼衍王部众二万余人才归附汉朝，其本人也被迫迁移到枯梧河上。可是，九年之后（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呼衍王又重新回到蒲类海一带，且侵入车师后部，直至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才被汉敦煌太守裴岑将郡兵将其杀掉。这个呼衍王死后，另一个继位的呼衍王仍旧驻牧在此地带。 　　虽然没有文字，但匈奴民歌却优美动听。“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郡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亦百里，生长松柏等木材，水草丰盛，冬暖夏凉，宜于畜牧；匈奴失此二山（还有燕支山），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5]这是匈奴在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被汉击败，失去祁连山、燕支山之后，民间流行的口头歌曲。这透露出其对故土的殷切怀念与不舍[6]，也反映了匈奴人对丢掉传统的祁连山、燕支山等牧地的无限悲伤、无尽感慨。 　　说起民歌，就不能不谈到乐器。匈奴人是有自己的乐器的，最流行的当属胡笳和 鼓。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胡笳本自出胡中”、“ 鼓喧兮夜达明”[7]胡笳后来传到中原地区，备受中原汉人的喜爱。晋人刘畴、刘琨二人，都会吹奏胡笳，且能吹成“出塞入塞之声”，甚至连匈奴人听了都“有怀土之切”，很受感动。[8]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原本就深藏在心底的怀乡恋土的情结，纵然胡笳再能演奏出沁人心脾的天籁，剽悍、铮铮铁骨的匈奴人也不会如此，轻易被撩动心弦，示后人以这般柔肠、细腻之感。 　　与此相似，匈奴人北迁之后对于阴山的怀念与感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据记载，河套之北的阴山是匈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当时阴山草木茂盛，禽兽很多，不仅牧猎皆宜，也有许多可以制作弓矢的木材，是冒顿单于的后库和南下的重要基地。而北迁之后，被迫退到阴山以北的大漠地域，荒沙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数千里，并无水草，不可驻牧。[9]因此在北迁而失去阴山后匈奴人对阴山仍有深厚的感情。“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