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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实践女学校对清末民初留日女子教育影响探究
日本实践女学校对清末民初留日女子教育影响探究
摘 要: 下田歌子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女性社会活动家,创办实践女学校,是近代女性教育和女权运动的主要代表,为近代日本女性思想意?R的觉醒和女权运动做出贡献。清末民国初年,在我国不少女性赴日留学的背景下,该校在对我国留日女学生的接收与培养、启蒙与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从历史背景、教育内容等方面探讨下田歌子及其实践女子学校对我国留日女学生的影响。
关键词: 实践女学校 中国留日女性 下田歌子 女权解放 女性形象
清末民初的中国,“相夫教子”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然而受西洋文化及开国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女性开始觉悟,她们或跟随父兄来大洋彼岸,或争取私费留学国外,开始探索如何在解放思想、争取女权及意识启蒙等方面取得更多的利益。因文化、经济、政治诸多因素的影响,远赴日本学习的留学女生尤多,回国后为中国的女性解放、女性教育、女权运动等社会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其中,日本的“实践女学校”对我国留日女性的接收与教育做出很大贡献。本文从历史背景、教育内容等方面初探下田歌子及其实践女子学校对我国留日女学生的影响。
一
“实践女学校”由日本近代著名的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开办。1854年下田歌子出生于美浓惠那郡群岩村的一个官僚家庭。原姓“平尾”,她的父亲是亲皇派,因此,她受到的教育多是“要为天皇陛下尽忠”这类观念。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下田歌子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早期创办的“桃夭女塾”和“华族女子学校”的教育对象只是上流女性,因为下田歌子认为对其进行教育就是为国家尽忠。具体要求女子成为与“丈夫有平等人格”,不能令国家蒙羞等。
随着日本的门户被打开,明治维新的深入,日本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观念的步伐加快。下田歌子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被冲击着,特别是她赴欧洲旅游后,她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她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需要中下层女性的参与。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于1899年创立“实践女学校”,尽管仍然推行“良妻贤母”教育,但增设了唱歌、图画、体操、手工等实践课程。注意对女性的社会能力培养了。
在积极从事本国女子教育的同时,下田歌子还积极接受来自中国的女子留学生。从1901年至1904年,实践女学校接受钱丰保、曹汝锦、胡彬夏、陈彦安、王莲、方君笄等20余名女子[1]。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加速了这种进程。1905年下田歌子决定另设实践女学校分校,同时设置清国留学生部,专门用来接收来自中国的女性留学生。同年下田歌子与东渡日本来考查日本女子教育的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达成约定,每年接收15名女生来实践女学校就读。同时期江西省向实践女学校派出10名官费女留学生。据《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的统计,截至1914年,实践女学校接收的中国女性留学生有200人之多,同期其他接受中国女学生的四所主要学校才134名。而截止到1911年末,中国留日女性毕业生数总数是116人,其中94人毕业于实践女学校,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还多[2]。
在下田歌子的时代,日本的国力急剧膨胀,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一些阶层向外扩张意识空前。政治军事上表现为侵略、殖民;经济上表现为对外投资、掠夺;文化教育上表现为传教、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办学,招收留学生。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即称:“接受中国留学生,受我感化之人才播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梳理我之势力之良策”[3]。当时来中国考查的日本派遣人员借用与中国当局会面的机会,多方劝说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1897年当时日本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在湖北与张之洞会晤,另1899年5月18日日本陆军大臣福岛安在南京拜访刘坤一,他们都提议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
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兴起的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思想上开阔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他们迫切希望引进西学,以此改变垂老的中国。从1870年起的官费留美幼童起,留学之风越吹越烈,先是男儿,到了清末一部分贤达之士把目光投向女性。最著名的当属梁启超和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梁启超直截了当地把女学的兴衰提高到“保国、保种、保教”的政治高度。他还拿英、法、德、日本和印度、波斯、土耳其做比较强调女学的重要性[4]。经元善主张:“有淑女而后有贤子,有贤子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可致国富强。”这些从中国角度对女学重要性的宣传,逐渐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重视,许多贤达之士更是创办女子学校。危难的国运使女子留学需求应潮而生。
二
实践女学校极大地影响了这些留学女生,而她们更对民国初期的中国女子运动产生了大的影响。实践女学校的教学宗旨、学制设置虽然是为了培养“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女性,但客观环境促使这些中国女留学生独立主体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一批如秋瑾、胡彬夏、陈彦安等活跃于辛亥革命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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