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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职业伦理视野中车马费探析 　　收稿日期：2014-04-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60064） 　　作者简介：向 丹（1988-），女，重庆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经营管理研究。 　　摘要：作为媒体业潜规则的“车马费”，本质是记者对自己所掌控的话语权资源进行的一种利益交换。这种话语资源并非私人资源，资源交换所获取的利益，事实上却成为一种私人利益。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看，“车马费”的收受，就是一种将公共资源化为私人资源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从而导致公共资源的消耗和公共利益的损失――即新闻中公正立场和真实性价值的消解。因此，必须重建职业伦理规范，通过媒体与记者的双重自律以及社会系统的多重制衡机制，解决这种群体性的职业失范问题。 　　关键词：车马费;新闻职业伦理;有偿新闻;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1-0102-05 　　2014年伊始，新闻记者证进入“严管时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定全国新闻单位采编人员只有通过2月份的全国统一考试才能更换或领取记者证。这一次被记者们称为“国考”的举措无疑体现出国家在治理媒体从业人员伦理道德失范问题上的用心，记者的职业伦理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媒体记者职业伦理道德失范问题屡屡被提上讨论台，如：灾难新闻采访中人文关怀缺失、假记者扎堆煤矿事故现场、记者的“车马费”问题……其中，“车马费”问题堪称多年存在于媒体行业中的毒瘤，它与有偿新闻、新闻的公正性、职业腐败等问题息息相关，有违记者的基本职业伦理，却又屡禁不止，甚至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行规。 　　一、话语权的利益交换：“车马费”何成潜规则 　　车马费最早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当时外资企业开始进驻大陆，拥有热切的宣传愿望。为了让媒体记者及时到达企业发布会现场，主办方通常会为其准备来回包车的费用，成为“车马费”之源起[1]。后来公关公司兴起后，“车马费”成为吸引媒体记者聚焦的一种手段，逐渐演绎到今天的“车马费”乱象。而且由于车马费标准的不同，电视台记者高于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所以车马费也开始被赋予“出场费”的定义，数额多少变成了媒体身份的象征。 　　每个地方的媒体都给车马费取了一个不同的昵称，北京一般叫“封封”，杭州通常称“萝卜”，重庆普遍说是“签到”……活动或事件主体通常都会为例行的采访准备一定数额车马费。如今不少记者已经被培养出一种收车马费的习惯，甚至会按照车马费的多少来选择是否到场采访或者是否发稿以及发稿的用心程度。 　　在媒体实践中，“车马费”一般被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记者被事件主体要求不能对事件进行报道的封口费，比如灾难性报道、舆论监督报道等类型;另一种是记者被事件主体期望对事件进行报道宣传费，比如明星走穴、新品发布等。 　　由于收取以“车马费”为形式的封口费不仅有害于新闻专业主义，还极有可能导致公众知情权受到侵害，因此记者拿封口费的行为便跟受贿有了直接关系。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同时，我国《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显然，国内的媒体记者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因此，他们若收取这种“车马费”，则涉嫌构成受贿行为，应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以“车马费”为形式的宣传费相对而言较难界定，业界所谓的“车马费”一般也以这种情况为主，它不停地在广告和新闻二者之间寻找中间地带，记者则可以从这一监管盲区中找到权力与利益交换的场所，形成如今媒体界的“车马费”乱象，因此，本文所探讨的“车马费”默认为这一类型的“车马费”。 　　“车马费”成为一种潜规则，导致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性职业伦理失范，其原因不外乎红包发受双方的一种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很难说孰轻孰重，而是相互循环，形成一个封闭的因果链条。 　　从车马费收受方即记者个人来说，车马费本质上与他们的个人身份无关，而来自于其职业身份带来的优势。特殊的职业身份让他们拥有了不同寻常的话语权，而在信息社会里，话语权的掌握就意味着资源的掌握，既为资源，就可以形成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对于记者来说，又为何愿意进行这样的利益交换呢？一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