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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少年非行理论问题意识话语建构与研究路径 　　【内容摘要】以鲇川润教授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少年非行研究者认为，对于少年非行这一社会问题的理解，必须从“特殊处遇”这一前提出发，基于概念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赋予其关键概念范畴以含义，同时据此对于少年司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建议，为日本少年非行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相当合理的解释。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特殊处遇”这一前提本身，依然存在如何“建构”的内在矛盾，而这一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合理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建构主义学派少年非行研究的最终命运。 　　【关键词】少年非行 建构主义 日本少年法 少年司法 　　成年人违反刑法，将会被警察或裁判所等“社会统治机关”作为罪犯加以处罚，实乃天经地义之事。与此形成显明对比的是，很多成年人实施的行为并不会被视为犯罪，甚至根本不会受人关注，更不会遭遇处罚的行为，如果换成未成年人来做，就可能会因此遭到社会统治机关的关注乃至指导，或被限制自由，甚至遭到强制收容。为何对少年实施的“逸脱行为”，即显著悖离标准、违反“规范”之行为，需要给予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处遇？这便是日本著名少年非行研究者，关西学院大学教授鲇川润教授在其所著《少年非行之社会处遇》一书开篇提出的经典之问。诚如鲇川教授自己所言，作为其“少年非行”研究“系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少年非行之社会处遇》一书将着力点置于“处遇论”之上，不仅契合“青少年不同论”这一在美、日等少年司法先进国家所通常秉持的司法拟制，更从本质上点出了实施了“逸脱行为”的非行少年与处理少年非行的社会统治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笔者一直认为，在刑事法语境下，任何问题的研究都不应窠臼于其固有的视阈，而是应当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加以思考，质言之，所有犯罪论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刑罚论解决；所有刑罚论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程序法和证据法解决；所有程序法和证据法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宪法解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从处遇的特殊性理解少年非行的特殊性这一研究路径，才显得颇具深意与研究价值。本文，尝试以鲇川润教授所著《少年非行之社会处遇》为研究范本，对以“特殊处遇”为最终落脚点的日本少年非行理论中彰显的话语建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加以评介。 　　一、“特殊处遇”前提下“少年非行”的话语建构范式 　　如果以“特殊处遇”为最终落脚点，对于“少年非行”的理解，就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质言之，少年非行的本质在于“社会如何对其加以专门应对”。这种对于少年非行的社会性构成理解，显然是认为，因为社会统治机关对于少年“制定了不同于成年人的法律作为应对措施”，所谓“少年非行”才得以成立。 　　可以佐证上述观点的事实，便是日本现行《少年法》并未对“少年非行”或“非行少年”进行法律界定，相反，倒是可以从日本《少年法》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中发现，虽然其“旨在少年之健全育成，在对非行少年实施与性格矫正、环境调整相关的保护处分”，但最终，还是将落脚点放在了“以针对少年实施的刑事‘事件’建构特别措置为立法目标”之上。从这一话语建构模式不难看出，日本少年司法对于少年非行抑或非行少年的概念界定，并未采取简明或繁复的概念界定范式，而是采用从特别措置，或者通常所说的特殊处遇这一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加以理解。 　　如果说日本现行《少年法》贯彻了对少年非行的建构主义理解范式，那么其在二战前试用的“大正时代”《少年法》（以下称“旧《少年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少年非行的传统概念界定模式。例如，旧《少年法》第4条规定了，“对于实施了触犯刑罚法令的行为，或者存在实施触犯刑罚法令行为之虞的少年，得做出下列处分”。日本学者乃至实务界据此将非行少年划分为“犯罪少年”与“准犯罪少年”并加以对比。但概念界定模式存在的弊端，恰恰就在这一类型划分过程中得到了集中爆发。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对于存在事实触犯刑罚法令之虞的所谓“准犯罪少年”该如何理解？对此，曾担任东京少年裁判所所长的铃木贺一郎这样界定，所谓“准犯罪少年”，是指虽然没有积极实施犯罪行为，但从少年的福祉及国家的利益考虑，很可能因为所处境遇不良，只要稍有不慎，再向前迈出一步，就有可能实施犯罪之少年。⑤对此理解，鲇川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适用上述理解，“或许绝大多数读者都不禁反思，曾经的自己，是不是也算得上一位‘准犯罪少年’呢？敢断言从未做过该当准犯罪少年之行为者，恐怕压根没有才对。意识到自己如果实施了此类行为，就可能会被国家采取拘禁等限制自由的强制措置，因而细思恐极、不寒而栗的人，或许也不在少数。”相比之下，现行《少年法》中也?定了所谓“虞犯少年”，既“根据其性格或环境，在将来有犯罪或实施触犯刑罚法令行为之虞的少年”，但却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条件限定。同时，鲇川润教授强调，这种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