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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值选择压力理论对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启示 　　摘 要：农民工是建筑施工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与农民工群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改革的态度也越来越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激励问题，从而对建筑施工企业的用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日益壮大，户籍制度改革要真正有效地做到激励农民工，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多元户籍结构，而极端值选择压力理论对建立多元户籍结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户籍制度；农民工；极端值选择压力；阶梯型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6-0030-02 　　一、问题的提出 　　国务院于2014 年 7 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要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李克强总理于2015年3 月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报告政府工作时指出，要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要求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户籍制度改革对建筑施工企业的用工政策会产生重要影响。户籍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历经数次改革，从农转非到蓝印户口，到工作寄住证，再到大势所趋却受现实限制的按居住地登记户籍管理与城乡统一户籍管理，每一次改革都与农民工息息相关，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农民工的身份，更影响了由身份区别带来利益区别。但是，之前改革后的户籍制度门槛依然居高不下，其实际意义更多地像是对于农民企业家而言的，绝大多数农民工依然难以跨越。农民工是城市里的特殊群体，他们不是纯粹的农民，也不是纯粹的城市人，但他们是建筑施工企业主要的劳动力群体，关系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借鉴极端值选择压力理论，通过对户籍制度改革中心理因素的研究，从而最终在心理上激励农民工，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同时，通过对户籍制度改革中心理因素的研究，也可以为今后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二、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及其对农民工的态度 　　从1994年起开始，上海、广州、厦门、海南等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陆续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获得基本按条件准入制进行，如《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在上海投资人民币100万元（或美元20万元）及以上、或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或在上海有固定住所及合法稳定工作者均可申请上海市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一定期限后可转为常住户口。1998年国务院发出批转公安部《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对当时的户口管理做出了“四项改革”，其中与农民工有些许关联的第4条是，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这些户籍制度改革表面上为农民工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但无一例外地表明了城市的态度，就是给城市需要的高端人才、丰富资金拥有者开启落户的大门，而对于农民工群体，却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2000年之后的户籍制度改革显示，很多发达城市的户籍制度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改动或者优化，如北京市于2003年将原来给中关村等高新技术企业人员办理的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改名为“居住证”，“寄住”随同它带的部分歧视一并消失。只是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依然只能办理暂住证，暂住证一年一签，还要随身携带以便应对随时的检查。深圳市政府于2008年8月1日起，在全市实施居住证制度，持有深圳“居住证”的居民子女，可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持有十年长期“居住证”的居民将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河北省户籍制度新政策规定，省内人员农民工中县（市、区）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的并且在城市市区就业、经营、投资并有稳定住所的，准予申请人本人、配偶、未达到法定婚龄及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和双方父母落户。专门针对农民工提出这个条件，说明政府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重视程度的加深。根据以上所提及的，多个地方一再实质性地降低户籍门槛，对农民工是很大的心理激励，这让他们感觉到被制度认同和接纳，意味着制度对他们态度的转变，即使这种转变并不会带来户籍门槛多大程度的降低，但最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心理因素，这种转变带来的将是户籍改革更光明的前景。 　　三、极端值选择压力理论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 　　极端值选择压力理论最早是由鲍姆?加纳德等人提出来的，该理论指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的事情需要人们在两项之间选择，也有些事情需要人们在多个选项之间选择。当选项少的时候，人们做出选择会迅速一些，当选项多的时候，人们做出选择就会慢一些。这与人们大脑的信息接收和处理能力有关，但同时也与选项增多及人们的心理选择压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