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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秘书在权力等级链中特殊地位 　　摘#8195;要：秘书职业在中国经历了由遭人冷眼到争相竞聘的大落大起，笔者认为其原因可归结于机构扩张，参谋集团在权力等级链中居于独立于其他固定层级之外的位置，高层职位对管理职能要素的重视远大于技术、金融、商业等其他职能要素。这也相应地使秘书成为权力等级链中不可或缺又独立于等级链以外的一部分，其职能权限也因此急剧扩张。借古观今，古代胥吏也经历了与秘书相同的发展步伐，其地位演变便是当代秘书地位变化的缩影。 　　关键词：胥吏制#8195;秘书#8195;参谋集团#8195;权力等级链 　　 　　一、胥吏与秘书概念解析 　　中国封建社会的吏，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大小官员的泛称，如大吏、长吏等；二是指没有正式官职的低级官员，如吏员等。现在我们所说的胥吏制多为第二种含义。胥吏制形成于唐代，吏员的主要职能是解释运用例律以编纂文案并管理调用。随后，吏员地位逐渐下降，明代吏员已无成为正式官员的资格。但吏员的权力却反方向急剧扩张，胥吏逐渐成为真正处理具体操作性事务的官员，以至于明清时期顾炎武发出：“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于吏骨，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骨而已”的慨叹。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秘书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我国仅有秘书的称呼而没有秘书的职体和职称。秘书对于公众来讲仅是“琐事的处理者”，甚至有贬义色彩。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秘书主体意识觉醒和增强、办公自动化浪潮冲击，带来了规范化的秘书理论，使秘书成为一种职业，进而也有了秘书的职级和职称。秘书的职能开始向协调、控制、辅助决策方向转变，开始具有潜在的参谋集团的性质。 　　笔者认为胥吏不是官，却是官的左右手，官署中大量具体政务要依靠他们办理。而秘书人员的职能特点也与其一一对应，最大的不同是其拥有正式的职位与职称。现今研究者大都把秘书的历史渊源归于有正式地位的丞相、御史大夫、中书舍人等职位，而忽视了“流外”的胥吏，其原因是没有站在秘书一职的整体演变层面看问题。秘书并不是技术层面所必需的职能要素，它仅作为组织机构职能扩张的附属要素存在和发展，其地位就必将经历由卑微到不可或缺的转变。古代胥吏制度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缩影，从“流外”的卑职一步步成为“拥权”的肥缺。 　　二、中国古今秘书职能膨胀的原因 　　古代胥吏的发展源于封建国家的职官制及对案牍制度的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要求。文案逐步发展成为一项需要专职人员从事的专门性工作，“老吏抱案死”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转变。随着封建领土的扩张，中央集权相对困难，国家事务复杂性的增加促使官员调配逐渐频繁，官员对地方性事务的了解度反方向锐减，导致官府中的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化加剧，官与吏的界限出现，“今令史百倍于前”，就是最好的说明。唐以来通过科考跃登龙门的一般文人，出仕只能加入吏员行列。而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只熟悉经书、诗词，既不熟悉地方性事务，也不屑于文案业务，于是“一切付之骨曹”，造成“政权所寄，多在滑胥”的局面。胥吏借此成为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肥缺，因其处高层政治性官员身侧的地位，居上下官员进行事务沟通的中间性环节，所理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与决策价值提高，他们就成了权力等级链中最为特殊又最有利可图的一环。 　　中国现代秘书职能膨胀轨迹与古代胥吏权力的扩张历程基本相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秘书工作是没有任何技术层面内容的低层次辅助性工作，其职责仅限于日常零碎事务的处理，如清扫与接待、材料总结、档案归存与保管等，如同胥吏一样不要求学识高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秘书理论正式建立，与秘书相关的杂志、书刊也相继出版，秘书学研究在高校兴起，秘书职能向联系与监控等方面扩展，并正式纳入权力等级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官僚机构膨胀，大型企业数量剧增，组织事务繁复庞大，层级金字塔越来越高，集权与分权矛盾加剧，对秘书职能要求越来越规范，涉及层面广泛而具体，秘书逐步具有枢纽、协调、辅助决策、窗口、“不管部”等功能，对秘书专业要求越来越高，秘书因其对组织的不可或缺性与内在联系统一性成为组织权力等级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领导者的管理行为依赖于秘书及秘书机构的诸多工作，这些工作提供支持的形式表现为时间精力的支持、专业技术的支持、人际关系的支持、情感信念的支持等，这些对中心权力机关的支持正是秘书获取权力的基础。 　　“通过按别人的要求提供服务，一个人确立了对他们的权力。如果他定期向别人提供在别处不能轻易获得的服务，那么他们就会因为这些服务而依赖和感激他。”社会交换理论支持了这一点。同时，组织的扩张要求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并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成为复合体。“经理的一个具体行动或决定就成为属于两个不同组织单位的行为。”经理行为使各单位组织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经理本身却无力承担广泛的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