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研究史及研究现状.docVIP

武士道研究史及研究现状 　　摘 要：武士道作为一个历史文化范畴，它也经历了由产生、发展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清算的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武士道对于日本民族精神的塑造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的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及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探讨日本武士道，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武士道;武士生活;生死观 　　在日本武士道研究史上，大体上有两个时期其研究相当兴盛。一是江户时代，二是明治末期到昭和前期。江户时代是滋养日本民族精神的时代，也是武士道思想成熟期。武家社会发展到江户时代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在长期的武家社会中形成了一系列社会准则和行为规范，即所谓“兵之道”、“弓马之道”，但此前一直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德川幕府将儒家思想确定为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注重上下身分秩序，崇尚名分礼节，为这一时代的身分制度和政治秩序提供了哲学基础。由于儒学取代佛教成为政治信念，从而促进了合理主义和现实主义思维方式的形成，这对文化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武士道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及理论基础。中江藤树、山鹿素行、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山本常朝等儒学家，在总结武家社会历史的基础上，用儒家思想为武家社会和武士的统治地位树立了合理的依据，并用儒家思想来阐述武士阶级长期以来形成的普遍信仰和行为准则，将武士的行为习惯提高为理论原则，从而使武士对主从关系和政治秩序的忠、对家庭的孝的观念以及他们对武力的崇拜都被理论化和系统化了。这其中对构建近世武士道理论作用最大的是山鹿素行，其著有《武教本论》、《武教小学》、《山鹿语类》等。山鹿提出了将人伦之道作为根本的士道理念，强调“道的觉悟”，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武士道的历史上，山鹿素行可称得上是武士道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为“武士道的祖师”。江户时代另一个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武士道思想家是山本常朝，他的《叶隐》与山鹿素行强调的士道不同，是承继和发展了前代充满杀伐气的武士道思想，注重“死”的觉悟。江户时代的日本武士虽然接受了儒家思想，但是尚武精神依然备受重视，所以说江户时代的武士道思想是前代武士的行为习惯、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武士道研究的另一个兴盛期是明治末期和昭和前期。明治维新实现了四民平等，武士阶级的特权被取消了，但是武士的政治意识和伦理道德却通过《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发展成为全民道德。随着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兴起，武士道开始被尊为“国粹”，被奉为“忠君爱国”之道，成为国民道德实践的基础。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也被归因于武士道精神的胜利并大加渲染，由此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武士道的热潮，其特征是把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试图用武士道来教育和控制人们的思想，以便为军国主义国家服务。1905 年，井上哲次郎和有马?v政合编的《武士道丛书》为武士道研究提供了基础文献。井上哲次郎认为，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精髓，忠孝节义是其要诀，其盛衰关系到日本的隆替，并且将武士道上升为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精神和国民道德。编纂该书的目的就是弘扬武士道精神，这种编纂主旨为日后的武士道研究规定了方向。此后系统研究武士道历史，赞美和宣扬武士道精神及思想的著述不断出版，如重野安绎的《日本武士道》（1907 年），蜷川龙夫的《日本武士道史》（1907 年）等等。20世纪 30 年代以来，随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抬头和侵华战争的爆发，为弘扬忠君爱国精神，武士道开始成为显学，出现了“武士道学”。当时的史学界和伦理学界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阐述武士道精神，宣扬武士道思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田中义能的《武士道概论》（1932 年），清原贞雄的《武士道史十讲》（1934 年），桥本实的《武士道精神》（1943 年），花见朔已的《武士道与日本民族》（1943 年），神永文三的《武士道生死观》（1943 年），军史学会编的《武士道大义》（1943 年）等等。在武士道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山鹿素行全集》（1940 年）和《武士道全书》（1942 年）都是在这一时期编辑出版的。 　　这一时期的武士道研究虽然是用现代学术方法来论述武士道的形成史，阐述江户时代形成的武士道理论，但基本上都立足于皇国史观，其目的都是宣扬武士道精神，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这些关于武士道的著述可以说都是鼓励对外扩张的宣传品，其学术价值并不大，但对于研究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的关系，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战前日本对武士道的研究具有学术意义的是津田左右吉于 1901 年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武士道渊源考》。津田认为武士道是在早期关东武士的战斗生活中产生的，并与日本特有的家族制度密切相关。古贺斌的《武士道论考》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武士道的起源、本质及伦理体系进行系统的实证主义考察，因此具有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