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体制困境与对策.docVIP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体制困境与对策 　　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侦查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面临的重大挑战。司法规律告诉我们,职务犯罪的发生有着完全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的特殊性,职务犯罪的侦查方式和手段与一般刑事案件相差甚远。在职务犯罪的手段日益翻新的现实情况下,现行刑诉法针对一般刑事案件设计的侦查制度显然不能适应职务犯罪的侦查需要,因此,探讨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体制进行针对性的立法完善和司法配置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一、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学规律 　　本文所说的职务犯罪主要是指由检察机关管辖侦查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主要包括《刑法》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类犯罪和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类犯罪。职务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具有自身的侦查学规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行为的隐蔽性――非经专门调查无法感知犯罪行为的发生。发现犯罪是侦查犯罪的开始,与一般刑事犯罪相比,职务犯罪的发现规律具有明显的不同:一是行为本身的隐蔽性,不反映为有一定时空背景的作案现场,没有一个有形的载体,不存在一个行为表象;二是犯罪后果的隐蔽性,一般不会出现与具体犯罪行为相对应的直观的危害结果,往往是发现了犯罪行为后才感知到犯罪危害后果,而一般刑事犯罪可以从犯罪危害结果感知到犯罪行为的发生;三是危害后果与职务行为因果关系的隐蔽性。即使如渎职犯罪那样有直观的危害结果出现,也缺少危害结果与具体行为之间直观的关联性,无法直接从危害结果直观地感知渎职行为。上述特点表明,职务犯罪一般不因作案行为本身或危害结果的产生而发案,而是需要一定程度的“揭露”才能发现其犯罪行为的存在,甚至在司法实践中还常常表现为破了案才能导致案发,而对于一般刑事犯罪来说,案发事实的表现不因是否破案而不同。显然,对一般刑事案件的犯罪行为感知是一种瞬间的直观判断,而对职务犯罪行为的感知则是一个查证与分析的过程,非经专门调查不能判断案发的事实。 　　2、证明途径的单一性――当事人自我认证是证明职务犯罪行为的主要途径。证明犯罪事实是侦查的核心,相比于一般刑事犯罪证明途径的多样化,职务犯罪的证明主要还是通过当事人的自我认证。首先,职务犯罪原生证据与证明因素单一。职务犯罪行为多半是一种隐性的利益交易和利益转移,原始行为无需借助其他有形载体,所以犯罪行为的关联现象缺乏,可资证明的除了当事人的言辞证据,以及与言辞证据相对应的书证外,很少有其他可独立地直接证明事实的原生证据,证明过程一般需要有关当事人和知情人事后的人为再现。其次,职务犯罪缺少相对的社会性举证力量。职务犯罪的目的主要是谋取私利,而非加害于特定对象,难以表现出直观的危害结果,因而,缺少对具体职务犯罪行为的社会认知,也没有具体而明确的直接受害人,因此,犯罪行为缺少诸如受害人和其他相关知情人员等自发的社会举证力量,信息制约严重,侦查人员的证明活动有很大的社会局限性。 　　3、取证手段的特殊性――针对最复杂的人的因素进行动态取证是职务犯罪侦查的客观规律。首先,讯问在侦查中的地位特殊。职务犯罪发案的隐蔽性决定当事人的自我认证是证明职务犯罪行为的主要途径,而当事人自我认证的核心就是获取其口供,这就决定了口供必然是职务犯罪的主体证据,是证据之王,取证的终极目标是突破当事人的心理防线而获得口供。其次,讯问对象和讯问方式特殊。职务犯罪的讯问对象一般是社会强势人员,高智商、高地位,同时,又由于职务犯罪行为的隐蔽性,讯问方法受到资讯因素的制约,由此不难想讯问过程的艰难性。第三,侦查活动的社会影响特殊。侦查过程具有特殊敏感性和影响力,对保密性、政治性和社会安全性有特殊的要求。第四,再生证据丰富及其作用特殊。职务犯罪行为一般非个人独立行为,具有一定的相对人,而人是具有能动性和可变性的因素,在侦查过程中当事人必然有一系列串供、串证等能动行为,反侦查行为空间较大,再生证据丰富。因此,对当事人的能动行为进行动态取证,既是弥补职务犯罪原生证据单一性缺陷的有力措施,也是攻破其心理防线的重要因素,因此,利用当事人的能动反应来获取再生和原生证据必然是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客观规律,而获取这类证据必然是通过技术手段秘密进行。 　　二、现行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中的困境 　　职务犯罪侦查实务面临越来越突出的困境,严重制约了惩治职务犯罪工作与时俱进的步伐: 　　1、立案审查程序的困境。《刑诉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侦查机关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应当立案侦查,该法第八十六条又规定侦查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这就是现行诉讼法关于侦查立案程序的全部规定。对于一般刑事犯罪来说,立案审查只是一种简单的直观判断,这样的规定已经足够,但是,由于职务犯罪具有前述的发案隐蔽性,立案审查必须是复杂的调查与分析,这样的条款就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