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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国民外交运动对内转向分析 　　摘要:国民外交运动源于国民以运动的方式试图左右政府对外关系的趋向,在近代中国,对外反帝并追求国际社会平等交往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65377;但在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却常常以对外运动开始,而以对内反对北京政府而结束,从而引发了北京政府的全面危机#65377;这与政治局内人对机会的制造#65380;以国民党为主的反对党的竞争以及其它社会群体的催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65377; 　　关键词:国民外交运动;北京政府;对内;对外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1-0074-04 　　 　　国民外交运动源于国民以运动的方式试图左右政府对外关系的趋向,在近代中国,它是人民主权意识觉醒的产物,对外反帝并追求国际社会平等交往是国民外交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65377;但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却常常以对外运动开始,而以对内反对北京政府而结束#65377;正如梁启超所言:“别国的国民外交运动大率是政府先定有强硬的对外方针,国民起来做声援,运动是对外示威#65377;”而在北洋政府时期,“运动完全不是这样,政府和国民分为两橛”①,运动的结果往往以对内反对北洋政府而宣告结束#65377;对于北洋时期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学术界往往把它视为北洋政府对外妥协卖国的必然产物,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仅这样说,又是非常含糊和笼统的#65377;探讨究竟哪些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它们又是怎样起作用的等问题,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理解#65377; 　　 　　一#65380;政治局内人对于机会的需要和制造 　　 　　政治局内人对于政治机会的需要和制造,是促成对外运动转向的主要原因之一#65377;袁世凯死了以后,北洋政府发生了分裂,造成了北洋政府的中央权力式微和军阀割据的局面#65377;这些军阀对中央政权的控制的争夺越演越烈,为了达到控制中央政府的目的,他们除了无休无止地上演结盟与分裂的丑剧之外,还争相寻找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靠山,以确定自己在争夺中的有利地位#65377;同时,这种内部的争夺投射到外交舞台上,就造成了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不稳定#65377;外交上对某个依赖国的妥协成为国内另一个竞争对手攻击自己的把柄,或者把一方外交上的失误和无奈故意扩大或者将之故意描述成屈膝卖国都是经常的事情#65377; 　　五四运动中,提起曹#65380;陆#65380;章三人,可谓无人不知#65377;在这次由巴黎和会引发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曹#65380;陆#65380;章被革职也算是此次运动先期“胜利成果”之一#65377;曹汝霖可谓首当其冲#65377;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对五四运动一章写得颇为详细,其中对政府派系斗争,尤其当时段祺瑞和徐世昌之间的争权夺利切齿痛恨,认为段#65380;徐之争及研究系林长民等人的造谣#65380;利用是造成他落下骂名的主要原因②#65377; 　　曹汝霖以内政上的矛盾纷争解释这次学潮的起因,固然有替自己开脱的嫌疑,但以民国北洋时期的研究系与其它派系政争来说,也不无道理#65377;崔志海在1997年第1期的《近代史研究》发表的《梁启超与五四运动》一文及其他学者的关于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撰文,都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的研究系与五四爆发的直接原因#65377;政治局内人的竞争与对抗,会不断地投射到国民外交运动中来,在很多情况下,对外运动的对内转向不过是其无意间的一个结果而已#65377; 　　派系林立的北洋政局,使得内政与外交已经打成一片,不可复分#65377;外交和内政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各军阀实力派来讲,对外得力,可能有助于国内的政治竞争;另一方面,对外问题稍有不力,立即就会引起对手的攻击,从而引发政潮#65377;在内政和外交不可分割的语境中,外交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外交,为了国内竞争的需要,它可以是攻讦对手的借口和手段,尤其是当国内舆论对某一个外交事件极为注意的时候,纷乱的国内政局的反对派们是绝对不肯轻易放弃天赐良机的#65377;在很大程度上,军阀之间“卖国”的攻讦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它已经成为实现某一政治目的的手段#65377;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外交问题竟会引起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化,其奥妙就在于它原本就是为了这种变化而制造出来的#65377; 　　1921年11月,北京政府的梁士诒内阁在华盛顿会议正在紧锣密鼓地召开之时宣告成立#65377;这是新一轮直奉竞争中,奉系占上风的一个信号#65377;直系的后台老板吴佩孚对此当然不满,恰在这时,华盛顿会议为吴佩孚攻击梁内阁找到了绝好的机会#65377; 　　当时,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之间正在为胶济铁路问题紧张谈判,为了继续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