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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聚义缘由与行动逻辑社会学解读 　　摘要：通过对《水浒传》文本的社会学考察可以发现：社会结构性失调而引发的社会流动，是造成梁山聚义的深层原因。聚义过程既有聚义者与统治阶级两大群体间不断变化的利益博弈与策略选择，又有聚义群体内部迫于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生存境遇而作出的工具理性选择和为实现“忠”、“义”双重价值取向而采取的价值理性选择。梁山聚义的悲剧性收场，则说明理性选择会受到时代、空间、识见等要素的制约。 　　关键词：梁山聚义；社会流动；理性选择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思想史元素案例研究和范式探究”（11BSH003）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3-0140-05 　　古往今来，《水浒传》流传路径的多元性、广泛性以及读者自身视域和时代精神的不同，往往使人们对这部著作的解读有所差异。而作品的文本构成对其意义的诠释有明显的限定性，以文本为依托可以相对直观地感知作品的不同侧面及其与整体的关系。对于梁山聚义事件，我们固然不能“在场”，难以绝对地还原，但亦可通过《水浒传》的文本符号，结合社会背景，紧扣其时代特征，尽可能地去认知和理解梁山聚义是如何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发生、发展的。 　　一、社会流动：梁山聚义的缘由 　　（一）对梁山聚义缘由的几种说法 　　关于北宋徽宗（1082―1135）时期的梁山聚义事件，正史和野史曾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但正史多以“寇”、“盗”视之。关于梁山聚义的始末，史书之间多有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矛盾之处，因而研究者对此各抒己见，“以史论著”和“以著论史”者甚多。以历史上的梁山聚义事件为基础的《水浒传》历来版本众多，在结构、回目、名号、情节取舍上各版本或有所不同。① 基于《水浒传》的文本差异以及读者的不同理解，人们对于梁山聚义之缘由的看法多种多样，择其要者有四：“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说”、“市民文学说”。 　　在以上四种对梁山聚义缘由的不同说法中，“农民起义说”颇受认可。在农业人口占多?档闹泄?，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是构成底层民众的中坚力量，因此将聚义活动归为农民阶级的武装起义似乎合情合理。而事实上，真正的农民起义，至少应当符合三个条件：其一，起义军的主体构成理应是农民；其二，起义目的应当是“均田免赋”，为广大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农民谋利益；其三，起义应当集中围绕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展开。反观梁山聚义，首先，聚义人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如宋江、武松、戴宗等皆为官吏，卢俊义、史进、李应等皆为地主，林冲、秦明、董平等皆为军官，此外，书生（萧让）、医生（安道全）、道士（公孙胜）、工匠（侯健）、商贩（石秀）、渔民（阮氏三雄）、盗贼（时迁、樊瑞）等在聚义队伍中均有体现，而真正算得上农民身份的少之又少，因而首先在人员构成上梁山聚义尚不可归为农民起义一类。其次，从起义目的上看，宋江号称“替天行道”，而“替天行道”大多数时候成为聚义人员泄私愤、报恩仇的幌子，且宋江曾多次谈到“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因而聚义仍然停留于个体层面上的人生理想。换句话说，造反只是一种达到个体或小群体目的的手段，并未提出任何真正惠及众生的纲领方略。再次，在社会矛盾的对抗上，梁山聚义也显然不是农民阶级对抗地主阶级，这不仅可从聚义队伍的人员组成结构上看出，更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而梁山聚义明确不反皇帝只反贪官，也没有任何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事实。只能说这是一种封建束缚下短暂的挣扎与自救，因而更像是社会底层民众与社会上层统治者矛盾冲突的集中爆发。 　　除“农民起义说”之外，“忠奸斗争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说”、“市民文学说”也缺乏一定的解释力。“忠奸斗争说”的重点在于揭示社会斗争的阴暗面和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然而宋江与高俅等在招安前期远未形成“忠”与“奸”两大对抗群体，即便宋江等有心报国，也并未形成气候，也就是说宋江等尚不具备与“奸”斗争的社会资本。即便招安以后，写定者也并未花费太多笔墨描述“忠”与“奸”如何斗争，而是描述了聚义群体如何在与官方博弈的过程中逐步瓦解，也就是说在具备了一定的与“奸”斗争的社会资本后，宋江等也并未把这种资本有效利用、放大。因此，“忠奸斗争说”不免把梁山英雄聚义的缘由简单化和片面化了。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说”与“市民文学说”，前者问题在于聚义人员成分复杂，较少有统治阶级内部权贵；后者问题在于聚义时市民力量较为微弱，将梁山聚义看作反映市民阶层生活的文学作品较为牵强。 　　因此，以上所列举的关于梁山聚义缘由的四种说法值得商榷。 　　（二）社会流动说――梁山聚义缘由新解 　　对于历史上的梁山聚义事件，因史料不足征，难以绝对还原。本文仅依据《水浒传》文本来探究、解读梁山聚义的缘由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