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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刘学基础之作 　　《刘禹锡诗编年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是高志忠研治刘禹锡诗文的第三部大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1982年出版《刘禹锡诗译释》，1988年出版《刘禹锡诗文系年》，此部煌煌180万字的《校注》，可谓扛鼎之作，集大成之作。?? 　　《系年》、《校注》属古籍整理研究范畴。1938年孙蜀丞(人和)先生曾对陈奇猷先生讲治学之要时指出：“治学莫要注释古籍。注释古籍最宜于促使学业增进。经、子二部，注经者多，注子者少。若选注若干种诸子，既可增进学业，又有益于文坛。”(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注释古籍为“促使学业增进”，“又有益于文坛”，要言不繁，为治学者指引道路。注经、注子、注释古诗文均应有此种文化功能。而注释诗文，似较注经注子更显困难，文思泉涌，神思万里，用典用事，比赋万端，越是晚出的诗文大家，难度就越大，这是研治古代文学者的共同感受。?? 　　一、《校注》严格遵循古籍整理之基本规则，首列校勘，次列注释，三列编年。“校勘为读史先务”，(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本书之校勘，以徐鸿宝景宋绍兴八年本为工作底本，校以董康景日本崇阑馆藏宋蜀刻大字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仁和朱氏结一庐余丛书本、畿辅丛书本、《文苑英华》及《全唐诗》诸版本，并制订六项《校勘细则》，有异必校，用以考定文字的异同，判定正误是非，加以考证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之正误，辨别古本之真伪以及人物、事件之真伪正误。作者是将此项研究放在最高最严格的规格水平上的，使《校注》成为刘禹锡诗歌研究的最可信赖、最具科学价值的研究底本。这是刘禹锡以及中唐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 　　《校注》在注释方面集各家之长，使“本书近乎集注”，并“遵循六不原则”，不回避，不怕生僻，不怕难点，尤其对用典用事，做到“古今比并而不厌其详”，纠正那种越是可不注的越要注，越是应该注的却不住的浮藻不实的学风。这种求真务实的学风贯彻于《校注》之始终，贯穿于每一首诗、每一项注释之中，纠谬匡误，“唯求确解而不为自是”，使读者学到真知识真学问，使诗歌显示出真实内容，还原其文本的原意原象，以便深层理解，透出诗人所追求的“定而得境”(《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境生象外”和“义得言丧”(《董氏武陵集纪》)的美学境界及其所揭示的现实的深广度，以及诗人的心路历程。?? 　　《校注》的一大成就或曰一大特色是其体例上列入“编年”一项，“凡编年一诗，胪列内证、外证、旁证”这已超出或者说扩大了古籍整理一般范畴，而进入作家研究范围，使《校注》更为厚重，更增学术份量与学术价值。?? 　　二、《校注》第二个成就是把古籍整理提到研究层面，并为深入研究准备条件，开辟道路。《校注》并未停留在一般性的版本校勘、考证与辨伪工作上，而是将《校注》与诗人、诗人的活动、诗人的生活时代、政治环境、诗人群体以及诗人际遇等方面紧密相接，编年考证，文本义理笺证，在在是为了突显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个性的诗人刘禹锡，一个有时代质感的思想家、政治家。随手举几例：如《调瑟词》，经考“此诗实有所指”，“诗中透露对京兆天旱人饥”所引发的政治危机的关注，对“韩愈之忠言直谏而无辜被贬则十分同情”。《萋兮吟》“诗且比且兴，写顺宗‘内禅’、‘永贞’政败之真相”；“阉竖之祸，莫此为甚”。《有獭吟》为一首哲理诗，《校注》引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关于刘禹锡、柳宗元的六篇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史上的重要文献及针对韩愈有神论的理论争论，指出“元和八年(813)韩愈以‘论史’为题目对柳宗元进行有神论的说教；柳完元特撰《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刘禹锡以柳宗元的终点为起点续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辩’，使无神论思想更加完整而牢固，柳宗元最后指明刘柳实乃一个学派之言论。论争就此结束。”《校注》对此次哲学史上的论争，认为“此次论争乃朋友间学术讨论，尽管唯物、唯心，无神有神各有不同，但绝不能以斗争视之衡之评之论之”。强调此次哲学思想论争实为学术论争、学术讨论，不应牵强拉扯到政治层面考量，既对此次论争作了性质的考察，也澄清了学术政治化的倾向，表明了《校注》作者的史识。?? 　　通过对相关诗歌的大量而细密地考证，匡正纠谬，史料比勘，多有发明发现，揭出中唐时代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从开放走向封闭的深刻的时代矛盾，及文化上的冲突对立和文学层面的发生转变等的时代面貌，多属有为而发，愤世之作。可说是既揭示了时代面貌，也揭示了时代精神。而在揭示这个时代、政局、社会与文化的多层面的生活中，《校注》最关注的是将诗人刘禹锡作为中心，作为焦点，以多层面的笔触勾画刘禹锡这位诗人的独特个性，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心路历程，勾画了这个时代的复杂而鲜明的、极赋民族特征的文化精英的悲剧性格。 　　刘诗虽未如元白之分讽谕、闲适等类，但其咏史、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