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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秦时期天人合一思想 　　摘要：“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极高的地位，对后世中国文化的精神世界和民族性格起着重要作用。现代化的进行、西学东渐的深入使得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在当代收到了严峻的挑战，人生意义的缺失、信仰的缺失等问题也随之突显。回到传统文化中去汲取养分，似乎早已成为当代学界的共识，而重新反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天人合一”思想，将传统与现代结合，也就更具有学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天人合一；绝地天通；儒家；道家 　　中图分类号：B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12-0087-02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极高的地位。与西方文化中的将人与上帝、人与物对立不同，中国传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更强调“合”的思想，这种合的思想按照传统儒家的经典表示也可以称之为“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时期、两汉和宋明理学时期。作为传统思想的一部分，“天人合一”早已积淀于、溶于吾辈之血液中，并且早已内化为一种思想，时刻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几千年“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时期和形成时期，期思想较两汉和宋明时期在体系上略有不足，但其理论之深刻，影响之久远却也同样值得人深思。 　　一、上古时期的“绝地天通”思想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原始宗教时期，中国原始宗教大体上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中国原始宗教的第一阶段上，已经有了专职从事神职祭祀的人员，而一般人则从事其他社会职业，不参与神职祭祀的活动。这一时期叫做神民不杂、神民异业。在原始宗教的第二个阶段上，人与神的“叹息之墙”被打开，专职从事事神祭祀的人也被取消。在这一时期人人祭祀，家家作巫，任意通天，叫做神民杂糅、民神同位。其结果出现了宗教、政治秩序上的混乱，祭品也开始出现匮乏，人民也不再得到保佑与福祉。在第三个阶段，“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绝地天通”恢复了民神不杂的秩序，恢复了专职从事神职祭祀人员的地位，并且作为一种传统和制度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当然关于“绝地天通”的具体的历史与传说已不可考，但重要的是作为思想与传统，作为文化记忆的它已经成为了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的一组成部分，并影响至今。 　　作为“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阶段，原始宗教时期的“绝地天通”其结果表现为民与神相分，但却经历了“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绝地天通”这样的三个阶段，人与神的地位也得到了确定，并由此产生了早期“礼”的制度，而“礼”也由单一的一种祭祀制度转变为一种文化，而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正是通过“礼”的文化而得以保存，并且延续影响至今。 　　二、殷周之际的“天人合一”思想 　　殷商时期对神的崇拜还处在具体的阶段，神灵世界分散多样。《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里的“神”兼指天神与人鬼，“帝”是殷人信仰的最高神，具有最高的权威，是万物的主宰。殷人万事求卜，凡遇征战、田猎、疾病、行止等等，都要求卜于神，以测吉凶祸福。这种天人关系实际上是神人关系，由于殷人心目中的神的道德属性并不明显，所以殷人与神之间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无所作为、盲目屈从于神的形式。殷人将对先公先王的祭祀与对于帝的祭祀结合在一起，并且认为先公先王等祖先死后都将生活在帝的处所，这已经是对于祖先死后通天的一种浪漫的假想，而于此同时，“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西周继承了殷商时期的思想，认为天人关系还是一种神人关系，但有了新的发展。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天命”与“人事”相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在这里，道德规范是有人格意志的“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是否服从天命，已经是一种道德行为，服从，天就会赏赐人；否则，天就会降罚于人。这就说明，“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周的天命观中已有了比较明显的萌芽。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从开始起就与道德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百家争鸣时期，是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已经作为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有了更为成熟的发展，出现了一种人为“神之主”（《左传?桓公六年》）观点。周内史叔兴说过：“吉凶由人。”这意味着，先前的具有人格神意义的“天”遭到了质疑。到后来，郑国的子产更进一步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