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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社会形态研究历史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坚持用社会形态理论指导我们的研究。 　　对中国历史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重新反思，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这种反思，因为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与过去的明显区别，而具有鲜明的再认识色彩。具体说来，这种再认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传统史学理论的再认识，由此而引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发展历史的再认识；二是对重大历史现象、历史规律的再认识。再认识，推动了史学争鸣，导致不同学术思潮相互激荡，可谓诸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但在这个过程??，出现的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就是片面否定新中国史学成就，特别是否定社会形态研究取得的辉煌成就。 　　最近几十年，史学界不断有人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斯大林误导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形态观，把“五种生产关系、五种生产方式和五种社会形态”混为一谈，从而变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五个阶段。实际上，人类社会不是“一条分成五段的线，而是多种形态并存”(叶文宪：《五种社会形态：是五种生产关系?五种生产方式?五个发展阶段?还是五种文化模式?》，《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还有人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既无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依据，也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不相适应，因而认为所谓的‘五形态社会理论’是一个伪科学的命题”(侯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辨正》，《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还有一些学者在反思20世纪后半期新中国史学发展史的时候，往往采取了一种非理性的态度，不能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对待新中国的史学史，对50余年来的中国史研究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批判态度。比较典型的是个别学者脱离当时历史实际，对80年代以前的社会形态研究肆意苛责、曲解，指责以往史学界关于社会形态的讨论采用的是逻辑优先的原则，忽视人类历史的真实图景，甚至说：当时的讨论即便有将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也是用逻辑剪裁历史，而不是逻辑与历史一致。有人为了破除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分期体系，构建了远古、上古、中古、近古等名目繁多的新的分期体系。在明清史研究中，这一倾向集中表现为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这种研究是“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简单的民族感情的产物，并受到了教条主义和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二是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命题并不科学。什么是资本主义，本身是有争论的问题，而“萌芽”也不是十分确切的概念。既然命题缺乏科学性，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也就难免不受到怀疑。有的人甚至主张“弃置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论题，抛弃‘中国落后情结’、‘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不做这种理论判断，而着力于研究中国自身的发展过程”(张分田、张荣明执笔《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与此同时，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密切相关的启蒙思想研究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怀疑和冷落。 　　应该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使用“社会形态”一词，是在大约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完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提出来的：“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586页)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主要含义以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做了明确而且正式的概括，这就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