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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完善 　　摘 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在刑事审判中发挥了充分发挥着化解社会矛盾、缓解执行难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公正与和谐的视角出发,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践中调解模式,审视存在的不足与困难,并从实现法律公正和社会和谐角度对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提出若干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命题的提出,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理念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广大刑事审判法官在依法公正履行刑法打击犯罪保护社会法益的同时,充分考量刑法谦抑性原则,更加注重判决的社会效果及受害人的意思表达,努力修复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之间业已破坏的和谐关系,进而实现社会的大和谐与稳定。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最能体现和谐因素的制度之一便是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然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影响司法公正与社会和谐的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总结和完善。 　　 　　一、管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特点及基本原则 　　 　　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其并不等同于普通民事诉讼,因此源自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因特有的附带性而赋予了不同寻常的定位。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本质是一种公、私救济权的交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尽管从司法这一司法解释的目的和精神看,在于鼓励被告人认罪悔过,通过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来获取被害人一定程度上的谅解,同时也可以保障被害人取得赔偿款,避免出现执行难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酌定从轻情节是通过犯罪分子对被害人的有效赔偿交易得来,是犯罪分子事后通过私人救济、弥补来换来上国家公权力对其破坏法益惩罚行为一定程度上的减轻。 　　 (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主体地位并不平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于民事诉讼的附带性,使得调解双方的实际地位很难平等。作为犯罪分子的被告人一方,对即将到来的刑事惩罚怀有极大的畏惧和忧虑感,在心态、底气上明显逊于受害人一方,加之大部分公诉案件犯罪分子处于羁押状态,在有效信息的获取上远远比不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或自诉人[1];而作为受害人一方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处于极度气愤需要发泄的状态,往往不接受任何赔偿。本是处于中立状态、起着“桥梁”、“媒介”作用的法官也很难居中调解,大部分站在受害方的角度立场做说服调解工作,甚至处于义愤直接以量刑为威胁。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缺乏双方合意。如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地位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调解双方合意缺失,另一方面,刑事诉讼被告人往往被羁押于看守所,得到了解的相关信息较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与受害方进行交流、沟通和协商。许多犯罪分子都是没有经济赔偿能力,都是由其近亲属代为赔偿,而受害方则多因死亡、重伤等种种原因也不直接到庭,而是委托代理人进行诉讼相关活动,这样达成的协议很难说是被害人与犯罪分子的真实意思表示。 　　任何调解的核心基点在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合意。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也不例外,尽管这种调解是依附在刑事诉讼中,但在调解时仍然应当遵循民事调解一般性原则及附带民事调解的特殊原则,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钝化矛盾纷争原则。事实上,之所以设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除了要对被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外,更重要的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可以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避免矛盾升级,引发更大的矛盾。[2]因此,在刑事诉讼这样一个充满着甚至是“深仇大恨”的纠纷格局中,附带民事调解工作尤其要遵循追求彻底钝化矛盾纷争的原则,切不可为了盲目追求调解成功率而过分倾向受害方当事人利益让案件久拖不决,甚至是法官自作主张不完全尊重当事人意志甚至是强迫犯罪分子一方接受调解协议。对于确实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受害人方坚决要求尽快依法处理的,法官应当及时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 　　 (二)保障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在同情保护受害人一方利益的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对犯罪犯罪分子一方合法权益的保护,绝不能以牺牲被告人合法诉讼权利为达成调解协议代价。一方面,这是现代刑事司法尊重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这是彻底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试想,被告人在不完全享有自身合法权利情况与受害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真是出自其真实意愿,是否是真心悔罪、愿意赔偿?能否通过调解达到真正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效果也可想而知。而剥夺被告人合法权益后,法官很可能成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利用的工具,法官的中立性和权威性遭到了被告人的怀疑。[3] 　　 (三)严格调解赔偿轻刑化原则。由于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