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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话语权协商民主实践与研究逻辑起点 　　摘 要：民众话语权是指民众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自愿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理性表达，合理监督，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获得及时反馈的一项基本权利。无论何种形式的协商民主实践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民众话语权实现为前提，但民众话语权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协商民主实践。多数协商民主研究将协商民主与民众话语权联系在一起，以民众话语权为逻辑起点符合协商民主下一阶段研究需要。 　　关键词： 话语权；民众话语权；协商民主；逻辑起点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4-0011-06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到2015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协商民主越来越成为政治实践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协商民主从世纪之交就被引入国内，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重视。协商民主需要建立在某种逻辑起点之上，基于此种逻辑起点的实践或研究才有可能（但不必然）归入协商民主范畴。本文认为协商民主的实践和研究必须以一定程度的民众话语权的实现为前提。尝试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诠释民众话语权概念？二是如何从实践和研究两个层面把握民众话语权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 　　一、民众话语权 　　（一）西方理论界使用的话语权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等对话语权均有不同认识，形成了各自的话语权观。 　　一是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话语权观。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就涉及了话语权问题。他重新区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并将市民社会视为与政治领域并列的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非常重视引导、操纵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平衡阶段。他以类比的方法来说明西方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战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1]所以西方革命的核心是争夺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基于此种认识，葛兰西主张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首先争夺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然后再寻找恰当时机掌握国家政权。 　　尽管各界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评价分歧较大，但多数研究者承认其丰富了话语权理论。一方面，文化领导权理论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斗争的痕迹；另一方面，文化领导权却没有明显的暴力或强制性的意味。在葛兰西那里，统治方式既包括直接的强制性的统治，也包括基于自愿和同意的统治。文化领导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强制性的统治，而是指被统治阶级出于自愿接受一系列法律制度和世界观，服从统治阶级在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葛兰西所理解的文化领导权是一种更具柔性且十分有效的复杂系统，它建立在民众一定程度的知晓并且认可的基础之上。而正是民众的知晓和认可，保障了统治阶级在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维护了系统的正常运转。 　　继葛兰西之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也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话语权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多持批评态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的话语权研究影响较大。 　　二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话语权观。话语几乎是贯穿福柯思想的一个关键概念，但对福柯而言，话语的含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著述中有着不同的指向。福柯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同时，话语是根据一定的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应将其放置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进行分析。 　　福柯的话语权观与其权力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话语与权力如影随形并逐渐结合，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同时又产生权力。话语与权力之间还存在一种张力：话语既有服务权力的一面，也有抗拒权力的一面。需要注意的是，福柯所理解的权力比政治权力更加宽泛，实际上，他认为权力无处不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每个环节。福柯认为规训机制在17和18世纪逐渐扩展，形成了所谓的规训社会，权力的规训方式“渗透到其他方式中，有时是破坏了后者，但它成为后者之间的中介，把它们联系起来，扩展了它们，尤其是使权力的效应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因素。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3]基于自己的权力观，他认为话语不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而是一种实践的权利，强大到能够渗透进人的思想并对其施加精密控制。 　　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