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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事象中多民族参与性因素探究 　　摘要：“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是指由于人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会产生和形成不同的风俗和习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除地理环境之外，历史渊源、民族社会生境、道德意识及宗教观念都会使某一地区形成特殊的人们所遵循的民俗文化。临潭传统民俗活动历史悠久，而且几乎是全民族参与，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长幼，就形成这一边陲社会族群合作现象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论述，探究民俗活动的社会意义及实现多民族地区民族间和谐相处的合作路径。 　　关键词：民族地区；民俗事象；多民族；参与；原因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8-0248-02 　　 　　临潭，古称洮州，地处“西控番戎，东蔽湟陇，南控生番，北抵石岭”之要冲。自古以来，众多民族即在此杂居融合，和睦相处，文化繁荣，其县城每年举行的“龙神赛会”、“万人扯绳”、“花儿会”等民俗活动，呈现了生动的文化多样性和族群合作的图景，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自然地理条件 　　临潭县境内属高山丘陵地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海拔在2 200米~3 926米之间，平均海拔2 825米。全县大部分气候属高寒干旱区，寒冷、阴湿、四季不分明，年平均气温3.2℃；年降水量383.2毫米~668.2毫米；蒸发量93毫米~356毫米，日照时数2 314小时，年平均无霜期65天左右。春种、秋收之际，往往会遇到霜冻或冰雹，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人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冬闲时间较长，老百姓的娱乐形式比较单调，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吴侬软语，而是西北方言，看见的不再是小桥流水，而是绵绵大山。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危机，让他们只能团结一致，生存危机威胁下来自外部的压力越大，内部的凝聚力就越强。 　　临潭藏、汉、回三个民族，自他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以后，就为更快更好地适应环境，他们频繁的接触，进行社会生活和生产技能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求得更好的生活条件，这种互助形式的交往增进了民族间的情感，加深了彼此的认知度，从而为文化的互动创造了条件，文化互动又以风俗习惯的相互融合、吸收表现出来。为了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人们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有效改善生存状态，也正是这种自然条件推进了民族间的互动交往，为民俗文化的融合、吸收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历来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的主流。临潭偏远但不封闭，自古以来，由于战争、屯垦等原因，使藏、汉、回众多民族在洮州杂居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中原许多汉人为躲避战祸，大量向甘肃迁移，明初，朱元璋为休养生息和巩固边疆，“移福京（南京）无地农民三万五千于诸卫所”，大量应天府（南京）和安徽凤阳、江苏定远一带的居民迁入临潭，甘南地区的汉人也随之增多。今天临潭的在当地社火秧歌有这么一段词：“正月里来是新年，我的老家在江南，自从来到洮州地，别有天地在人间”。 　　公元1253年8月，忽必烈南征大理途经洮州，留居月余，蒙古军中有少量回族留居洮地，增加了回族成员，另外，成吉思汗在中亚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征战以后，将俘获的穆斯林工匠、炮手、商人等编入“探马赤军”，参加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至元十年（1273），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于是有部分回回军来到临潭，屯聚养牧，融入回族之中。而且据临潭的回民老人讲，临潭的回民亦是来自应天府，亦是来自“?丝巷”。据《明史》、《明通鉴》记载，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80年）春，洮州18部族番酋三副使等叛乱，明太祖朱元璋派曹国公李文忠与征西将军沐英讨伐，平定了叛乱。后又置洮州卫，命沐英留下部分将士屯守洮州。留守将士中，有相当数量的回族将士，如洮州卫指挥兼千户敏大镛，系南京回族人，千户敏时风、百户丁起甲等，亦系回族，其属下当多为回族。根据临潭汉民供奉的“洮州十八龙族”来看，供奉的对象当中有一大部分是回民，由此亦可以想到，当时迁居临潭的肯定亦有回族，根据临潭回族老人们讲，他们是随沐英来的临潭，而且在当时就建了礼拜寺，临潭旧城华大寺就是在当时建成的。如今临潭回民的很多习俗亦和汉、满等族有相似之处，如婚俗，在结婚时穿旗袍、戴凤冠、挂银饰等等，都还保留着以前的传统。 　　从应天迁往临潭的不仅仅是现在临潭的汉族，而且还有大量回族，他们和元明时期流入的回族一起，成为临潭县主要民族构成。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相互融合，团结一致，互相贸易，发展各业，形成了唐宋至元明时期商贾云集、经贸兴旺的“茶马互市”，创造了灿烂的多民族文化。 　　三、传统道德与宗教因素 　　传统道德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套潜在道德标准，是法律框架之外的习惯法，已经内化为一种内在力量约束着人们的语言和行为。当人们的行为有悖于传统道德准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