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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是与非及其启示 　　摘要：民俗文化旅游的“是”与“非”体现的是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所产生的“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的矛盾。认为民俗文化的存在有其固有“程序与规则”，民俗文化旅游产生的“是”与“非”主要取决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的选择和开发与管理方式的把握。 　　关键词：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是”与“非”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158-03 　　一、关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是”与“非” 　　民俗文化作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以来，在推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中强调要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自从1995年 “中国民俗风情游”后，中国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得到长足的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问题受到了众多理论学者的重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专业口径对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进行论述。笔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理论界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存在着“是”与“非”两种观点。 　　“是”即是对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抱乐观态度。赞成这一观点的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民俗文化旅游应是“当今旅游的主潮之一”，发展民俗旅游是中国发展特色文化旅游的要求。同时，这些学者还认为民族地区通过挖掘独特的民俗文化，吸引外来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将是开发民族地区，使其走上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是一项重要而积极的扶贫措施（蔡宗德，1995）。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不仅为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增加了就业机会，直接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改善了社区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还给当地社区带来了科学知识、信息和技术，开拓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视野，也使外界对民族地区的资源潜力和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千百年来一直不通路、不通电、不通邮”的民族地区“几乎突然就可以与国际社会接轨了。 　　“非”即是对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抱忧虑态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民族地区在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时，再现民俗却不按民俗办事，人为景点建设不尊重原来民俗的基本习惯，生搬硬套，搞所谓的标新立异，同时为了换取票房价值，低格调地猎奇，把民俗文化庸俗化（宋兆麒，1995）。他们普遍认为，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中，古雅淳朴的民俗民风被商品化，使得社区居民原有的耐苦、勤劳、自强自立等社会价值观发生改变，从而使以前非赢利性的主客关系而演变为赢利性的主客关系，使社会道德风尚发生变化（吴晓萍、何彪，2000）。为此，旅游扶贫并没有使扶贫社区从旅游中真正获得收益（吴晓萍，2000）。而国内还有学者从民俗文化的“意识形态”（刘晓春，2002）角度提出自己对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担忧。认为民俗文化旅游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资本和地方性文化之间共谋的结果……也是文化政治暴力的一种表述，它继续着现代性话语对于民间、边缘文化的霸权性质”。“已经彻底仪式化了”的民俗文化“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再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而成为人们观赏的、已失去了独特意蕴和价值的“形式外壳”。“现代性话语”诉诸的“主流文化”常使人们对民俗文化认知为“落后的、原始的、封建的和非理性的”。这种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是自杀性的，危险的”。它不仅“干扰、破坏了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文化生存的自然状态”，而且使民俗文化在当地居民盲目模仿中淡化了原有的特点和韵味。 　　二、对“是”与“非”的分析 　　综合以上的“是”与“非”观点，笔者认为，现实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是”与“非”现象均存在，二者的差异只是表现的广度与深度不同。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之所受到人们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民俗文化本身具有不同于一般的自然资源或静态的文化资源的特征和文化价值。民俗文化的动态性、现实性使得其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细观国内学者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是”与“非”论述，笔者认为，基本上集中在民俗文化旅游的“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等方面。 　　“显性价值”即民俗文化旅游的外显的、直接可触及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使得民族社区的经济活动多样化，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地方基础设施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使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同时通过文化旅游活动，促进民族社区与外界的文化、信息交流，从而吸引外来投资，促进本地区的各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这些好处与变化是明显的，它们紧密地与民族社区居民的经济生活相联系，是人们最容易感觉到的变化和好处。这种“外在价值”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十六大报告》）的最基础性的工作。 　　“隐性价值”多与当地社会文化、道德风尚、行为价值观等方面有关。“隐性价值”主要体现为不同民俗文化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