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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黄州期间苏轼心灵世界 　　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挫折，是他整个人生尤其是其创作的转折点，正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也是儒道禅这几种精神力量在他内心纠结得最紧、矛盾冲突最厉害的时期。比之于苏轼其他时期的词作，黄州词所表露出来的心灵世界的多层次性和生命状态的多元性更为特出、鲜明。 　　苏轼一经科举，便是取得了科考第二的成绩，又被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所赏识，这样看来，他的仕途应是与晏殊一般平步青云才对。但奈何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冗官、冗兵繁多，国家积贫积弱，外交更是与前朝相比显得羸弱不堪。皇帝也急于改变现状，王安石便由此一步步展开了变法，但用林语堂的话来说，王安石是个“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的政客，致使尽管变法初期小有成效，却也终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由此变法受到了群臣的反对，渐渐地，王安石便与些不忠不孝的小人为伍。以至于后来的北宋朝廷，直抒己见之人被贬，一心为国之人被免，甚至稍有二心之人都历经了牢狱之灾。而苏东坡，便也是此次政治改革的受害者。 　　他凭借自己如泉涌般的灵思写下的佳作，此时却是成了御史官员寻找他罪证的最佳物品。奸佞小人牵强附会，说他讥讽皇帝，诋毁朝廷，把他逮捕，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次年他被贬谪，安置黄州。 　　此时的苏轼，带着政局上无比的失意，带着政敌泼给他的浑身脏水，只身一人来到了这破落不堪的黄州。汴京至黄州路途遥远，此间他也看遍了在变法压迫下百姓的流离失所，看厌了朝廷的龙虎之争，终于，对自然与思想的追求掩盖了官场对他造成的伤害――历经了太守到阶下囚的人生跌宕，苏轼由情势所迫，生活上要变为一介农夫；由气质和对自然的爱好所驱使，要变成一个隐士。之前，朝政上群臣对功名利禄的角逐，终究是束缚住了这心向远方的诗人。 　　而在黄州的他，才是褪去了锦衣华服，被岁月洗刷掉官场浮气的苏东坡。 　　贬谪之地也许狭小，也许相对于京城来讲破烂不堪，但此微小之地却使他乐得自在。尽管身上金钱不多，但空闲却是一点不少。白日里与百姓同耕作，入了夜又与好友斗棋喝酒。在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的闲暇日子里，他也对陶渊明的生活越发爱好和向往，写下的“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昨夜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里，他活成了真真切切的一个农人，并实实在在地以一个农夫的身份来生活――久旱不雨的日子里下了雨，苏东坡便无比快活满足；孩子跑来说他们打的井里出了水，栽的作物发了新苗，他会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他看那直挺的稻穗，看那初生的麦苗，看那月光下如串串的明珠，都是无比得意满足。 　　他活得自由解脱，如此的自得其乐，笔下之文也随之改变。林语堂评价此时的他：“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是黄州此静谧又狭小之地给苏轼以遐想的空间，是被贬黄州的经历给了他沉思的空间，也是苏轼自然的天性使他在此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完成自我的蜕变。 　　这时的苏东坡，全然忽略了官场失意与否，他更加专注于自然风景与耕耘内心世界。更是在朝云之子遁儿初生之时，写下“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又以“老来事业转荒唐”自嘲自己前半生的为官之道。自此，他再不是活在官场里的苏轼，而是为了内心充裕而活的苏东坡。 　　回想苏子在朝为官那些年，社会上起主导的儒家思想先是使他迷恋，其中的治国之道与实用之学更是让他受益匪浅，积极入世的思想又使他在官场中摸爬滚打，终是遍体鳞伤，但他却又并非全如儒家思想教诲的那般逆来顺受。苏轼的伟大之处，在我看来，是在逆境中眼光依旧长远，既不拘泥于自己所?受的苦难而消极处世，又不将自己前半生的官场失意摒弃，他反倒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沉着又乐观地面对着荣辱得失。正所谓“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藏也”。待他贬至黄州后，在对社会的发掘与人生的参悟中，苏轼逐渐从痛苦中体验出生命的实相与对于他来说人生的真谛，并将自身融于自然，超然物外，抛弃了尘世的条条框框与种种桎梏，尽管依旧对朝廷保有一定关注，却在思想上转向了绝对的自由――他在农耕中与农人乐，春日里因游鱼喜，秋日收获，冬季与雪吟诗作对。他在乡间自得其乐，“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更加接近于道家经典《逍遥游》中宋荣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就连他自己也写道“自喜渐不为人知”。也许在东坡先生看来，入自然寻欢，与朋友饮酒作乐，远比入朝为官受人排挤或敬仰来得痛快。 　　在我看来，这朝廷的贬谪带给诗人的也许在初期有不快有不甘，但慢慢地也被苏东坡真正的心之所向所替代。他真切地享受这种生活，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考虑何以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安宁，为了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