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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经典课程体系构建 　　1994年,台湾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针对当时台湾重知识轻文化的儿童教育现状,发起了“儿童读经”运动,吸引了数百万的台湾儿童参与其中。2004年,蒋庆先生为3~12岁的儿童编撰了一套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至此,儿童读经运动在中国大陆也逐渐地兴起并发展起来。一石激起千重浪,儿童读经在获得众多世人追捧和支持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与反对,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儿童读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儿童该不该读经、读什么样的经、怎样读经等几个方面。尽管争论尚未休止,可社会上诵读经典的势头却愈见猛烈,尤其是在社会各界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推动之下,读经已演化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从耄耄之年的老者到天真无邪的孩子都参与其中。这股强大的社会风潮甚至渗透到了教育领域,许多中小学、幼儿园开始把读经当作学校课程的一部分,在教育活动中逐步推行开来。但是,大众化的诵读与有组织的课程显然是有明显区别的,倘若真要把经典作为课程,尤其是针对认知能力发育不全的幼儿而言,更有必要对其价值特征及实践操作予以澄清。 　　一、幼儿读经的价值探析 　　有学者认为,儿童读经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意义上讨论读经的问题,而更多的应该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教育作为一项培养人的活动,其教育功能与效益应当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上,因此在把经典作为课程之前,有必要对其本身的价值进行判断和分析。 　　(一)个体价值 　　不可否认,王财贵教授所倡导的“小朋友,跟我念”、“三百读经教学法”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一面,如孩子通过读经这个过程可能会认识很多字,阅读能力、思维能力也可能有所提高。但是从教育的视角出发,作为一名教育者理应关注儿童的终身、可持续发展,关注孩子的长远利益。倘若教育者整天让孩子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机械性背诵晦涩难懂的经文,长此以往孩子可能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和欲望,只是刻板地模仿,有学习之模样却无学习之实质,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好比是工厂批量生产的物品。同时,过分强调对经典的崇拜与恪守,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会削弱儿童的批判怀疑精神,扼杀儿童探索的天性,造成创造能力的泯灭。这样因小失大的做法,让孩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更是对其天性的压制与摧残。尽管争论双方都把尊重儿童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事实上仍旧是在主角失语的前提下,专制、武断地从成人的视角进行判断的,忽略了倾听作为主体的儿童之心声。以儿童为本是要从儿童的认知特点和兴趣出发,来选择教育内容的,其主动权不应该由成人代为行使。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幼儿,其思维特征是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教育活动要依赖于具体事物的表象及表象之间的联系来设计。而经典文章所描述的是古代人的生活与人生哲学,且语言高度精炼概括,这完全远离了现代幼儿的生活经验,无法与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形成联系,更不用说促进幼儿的思维发展了。因此,我们要把握好读经的限度,警惕其对幼儿本身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社会价值 　　在全球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调和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秉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矛盾,是当今教育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华传统文明有着数千年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瑰宝,经典名著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国人都应该主动担负起文化传承的责任,弥合历史文化的断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经运动的社会价值是值得肯定的。通过考察读经运动兴起的背景,有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高涨的结果,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但把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民族素养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寄予于儿童读经,似乎有些轻率。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精神迷茫等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儿童读经就可以解决的,这是有关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律制度严重滞后等诸多因素所导致的。在科技发达、国力强盛的今天,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之间的关系。只有做到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 　　从教育哲学的角度看儿童读经运动,永恒主义提倡的“永恒学科”与当前儿童读经运动中的“经典”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杰作”的强调和重视,尽管两者具体内容存在差异,但永恒主义课程观对读经运动的发展却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以及确立的终极关怀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等,对科技社会背景下幼儿读经的发展有许多启示意义。因此,我们要警惕幼儿读经走向永恒主义的轨迹,但也不能一味地反对儿童读经,而是要从永恒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找到儿童读经的正确出路。儿童读经的价值并不像一些人吹嘘的那样万能,它有一定的个体和社会价值,但要注意不要走入片面与偏见。 　　二、经典作为幼儿园课程的思考 　　读经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许多人的心理需要,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很多地方读经教育已经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