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条件.docVIP

论民事诉讼中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条件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录音录像技术早已广泛应用于各种个人设备，而且呈现出越来越生活化、隐蔽化的趋势。因使用监控设备或窃听、窃照设备侵犯公民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的案例时常见诸报端。随着私录视听资料越来越多地被当事人作为证据用于诉讼，司法实践虽对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但现实中尚存在各地认识不一，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本文以相关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当前实务中对私录视听资料进行司法审查的现状及特点，探索从主体、地点、方法、内容、目的等五个方面对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条件予以规范，以统一裁判尺度，给司法实践以指导。 　　关键词：私录视听资料；合法性；司法审查 　　一、问题切入：私录视听资料司法审查现状概述 　　（一）立法现状 　　本文讨论的私录视听资料，是指未经对方同意而录取的录音资料和录像资料。之所以称之为“私录”，最重要的特征是“未经过对方同意”，包括对方不知情以及知情但不同意两种情况。 　　现行三大诉讼法都将视听资料作为一类独立的证据形式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69、70条[1]从证明力的角度对民事诉讼中的视听资料进行了规定，第68条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也当然地适用于视听资料。按照《证据规定》第68条的要求，必须予以排除的“非法”视听资料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但该标准原则性较强而操作性较弱，其中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关于“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合法权益”一词外延广泛，导致实践中对“合法权益”难以界定。它究竟包括哪些权益？是指严格意义上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还是也包括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合法权益有无大小之分？侵权造成的后果有无严重之分？是否只要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无论大小，也不管后果是否严重，均应作为非法证据排除？[2] 　　其次，关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问题。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作为判断非法证据的标准，同样具有模糊性。比如，它仅指违反法律对某一具体行为所做的禁止性规定，还是也包括对基本原则的违反？凡是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一律无效吗？还是允许有例外存在？[3]这些问题不甚明了，有待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尤其是司法解释做出更加清晰、具体的解释。 　　（二）私录视听资料的司法现状及法官审查要素 　　1、司法现状 　　为对私录视听资料的司法现状进行考察，笔者随机抽取了A市法院近五年涉及私录视听资料的民事案件所作的173份生效判决进行统计[4]，结果显示： 　　（1）从异议数量上看，当事人对私录视听资料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的案件比例远高于法官由于私录视听资料不具有合法性而不予采信的案件比例。 　　在笔者抽取的173份判决书中，共涉及210份视听资料，在上述视听资料中，当事人对视听资料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的案件比例为22.7%，而法官由于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而不予采信的案件比例仅为1.5%。 　　（2）从异议内容上看，当事人对私录视听资料合法性提出异议的理由主要为未经相对人同意，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证据具有不完整、受威胁或诱导等因素。 　　在当事人对私录视听资料合法性提出异议的案件中，以“未经相对人同意”为由提出异议的材料数约占有异议材料总数的63.6%[5]，以“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为由提出异议的材料数约占有异议材料总数的13.6%，以“证据具有不完整、相对人受胁迫或诱导等因素”为由提出异议的材料数约占异议材料总数的22.7%，而未阐述理由的材料数约占异议材料总数的13.6%。 　　而在不被法官采信的私录视听资料证据中，因为真实性存疑而不予采信的材料数占不采信材料总数的22.5%[6]，因为合法性问题不予采信的材料数占不采信材料总数的7.5%，因为不具有关联性而不予采信的材料数占不采信材料总数的2.5%，因为无法实践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的材料数占不采信材料总数的70%。 　　（3）从视听资料录制情况来看，以双方当事人为录制对象、取证为目的，在行为人的住所取得的视听资料占相当比例。 　　在显示了视听资料录制细节的判决书中，录制行为人为当事人的视听资料占视听资料总数的73%，录制相对人为案件当事人的视听资料占视听资料总数的50.8%，录制地点为行为人住所的视听资料占视听资料总数的23.8%，以取证为目的的视听资料占视听资料总数的49.2%。且录制目的与录制时间具有相关性，也即在起诉后录制的视听资料通常都是在原有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通过录音录像取得对方当事人对事实的确认，而非固定原有的证据。 　　2、法官审查要素 　　经分析部分抽样案件的庭审笔录[7]，当事人自行陈述，或经法官询问当事人表述的与私录视听资料录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