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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中右与左 　　摘要：近代中国面临的局势空前复杂，“内忧”方面千头万绪，纷繁芜杂，“外患”方面日甚一日，却又难以果断抉择。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不同派别提出的不同救国方案――“师夷长技、维新制度、暴力革命”等等――可谓前仆后继。本文认为这些救国方案在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始终在保守（“右”）与激进（“左”）中进行着两难抉择。如此反复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缺失了近代中国社会前进所必须的东西――包容？这都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近代中国；新陈代谢；激进保守；包容； 　　中图分类号：B9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6-0058-02一、在鸦片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近代西学从遥远的大西洋畔向我们匆匆走来。 　　它不但来得异常急骤，而且气势汹汹。交通隔绝且信息闭塞的传统中国正是在近代与传统的强烈对比中，开始急起直追，开启了面目不但丑恶，甚至狰狞的近代化。因此，这条漫漫的求索之路多少有些不尽人意，甚至有些畸形。 　　（一）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洋务运动兴起，历史留给了中国政府二十余年的时间，这已经不算很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对个人如此，对国家民族更是如此”。【1】问题是当我们探讨为什么20年之前没有出现，而20年之后却能出现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痛批以道光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目光短浅，思想愚昧，是极“右”的代表。然而细细想来，他们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能全怪他们吗?他们背负了极为沉重的传统，中国的血泪屈辱史从他们手里开始，但积贫积弱的根源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鸦片战争中，他们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2】但传统终究不能战胜现代化，即使凭借战争中的偶然因素赢得了战争，中国仍然不能赢得近现代化；况且洋务运动中的某些先进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等都发轫于这20年，甚至备受争议的耆英之“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须驾驭有术”【3】思想也对后来洋务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当“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洋务派吸取前人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迈出了由极“右”向“左”转的第一步。且究洋务运动始终来看，他们的认识高度显然应经超过了魏源、林则徐（也应包括耆英）等前人的见识。他们普遍认识到西学先进之处不仅仅涉及军事国防方面，而且包括教育、经济、外交等方面。也许正是由于这超前的认识，他们才取得了较为令人瞩目的成就――军事（包括军工企业）近代化、工业企业（包括管理制度）近代化、教育的改变、外交的务实。【4】况且这些成就是在极“右”保守思潮――顽固派的无理责难和干扰下取得的，实属不易。但是无论怎样高估其成就，仍无法改变其进行30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的洋务成就在甲午战争中如此不堪一击，终究失败的事实。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责难者的责难，他们进行了斗争，也做了适当的让步，但这些“责难”如耗费太巨、管理官僚化、过分依赖洋人等虽有夸张成分，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这并非对洋务派无谓指责，过于苛求，只是他们同晚清时期所有仁人志士一样面临的那种狼狈和进退为难的处境，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决断力与忍受力，包容理解“前辈”（即使他备受争议）所做之事。 　　（三）且看甲午战争后，变局急转直下，于是出现了公车上书、强学会、时务报、国闻报、保国会、百日维新、戊戌政变，随之而来的是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深化。也许今人不难看出，相对于祖宗之法不可变、圣人礼教不可攻的迂腐言论来说，中国的出路只能寄托在因势利变之中。其锋芒已触及到政治制度的层面，这已经不止近代化一小步了。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维新派主观上轻率与冒进等极“左”的措施与策略，至少部分的扼杀了他们曾经极力推动的维新事业。有学者对维新派的冒进做法进行了归纳：先声夺人的声势，广布流言，不分策略的大肆宣传鼓动；快变、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百日维新期间发布的上谕竟达110多件；孤立排斥西太后的策略；对传统中心象征的挑战。【5】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改革过程中特别需要尽可能的利用现存体制内的共识资源与传统权威合法性；特别需要在不同的个人、利益团体与政治势力之间求同存异；特别需要不断的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妥协、讨价还价；特别需要……而这些，维新派都未做到。 　　可见，无论维新派取得了多少成就，都不能改变他们主观上急功近利、“左”倾冒进的错误。“如果说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能够采取一种稳健和理智的态度，力求在不伤害国体的情形下解除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则维新派的种种表现显然不够冷静”。【6】如果说洋务派由于不敢同传统决裂而在维新派眼中显得“有”时，维新派则走向了“左”的极端。他们抛弃了自身原本缺乏并应该继承前人的东西――稳健。 　　（四）20世纪中国的开端是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等奇耻大辱过后的新政为标记的。清末新政是中国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