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嘉庆道光年间对哈尔滨地区京旗移驻.docVIP

浅谈清嘉庆道光年间对哈尔滨地区京旗移驻 　　摘要:京旗移驻是清政府的一项国策,调拨北京闲散旗人到拉林阿勒楚喀及其周边地区,让他们到满洲族的发祥之地学习农业和练习国语、骑射,恢复本民族旧俗,既能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又可延续国祚,是清代中叶实施的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举动。这项决策始于乾隆九年,历经乾、嘉、道三朝,持续近百载,成为清政府的两次重大由中央向四周地区的移民国策之一。乾隆年间的移驻规模大,人数多,形成了京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嘉庆、道光年间的移驻其虽规模不及乾隆年间,但其作为清政府京旗移驻国策的延续,对京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深入研究嘉、道年间的移驻,对开发京旗文化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嘉庆;道光;京旗移驻;京旗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9.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4―0162―02 　　 　　“京旗文化”这一概念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且对其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依据史料来研究京旗移驻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成果还十分鲜见。京旗文化顾名思义应该是“京都的旗人文化”,但它的主体不在京城,却出现在距京城数千里的塞外,所以京旗文化的实质还应该是一种移民文化,而这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是与历史上著名的京都旗人移驻现象密切相关的。本文试图从史料切入,阐述嘉庆和道光年间京旗移驻现象产生的移驻过程及结果,从而为人们更深切的理解京旗文化,以及开发和利用京旗文化,提供历史依据。 　　 　　一、京旗移驻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乾隆年间的移驻 　　 　　京旗移驻现象的产生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的。清兵入关后,对八旗子弟实行“恩养”政策,在旗的男丁生下来就有朝廷的俸禄,且不允许经商和务农,加之在京的旗人人口急剧膨胀,这种态势发展到雍正、乾隆年间京旗的人口已达十万有余,京城的旗人已是“户口日繁,侍食者众”,“京师亦无余地处之”。家境好的纨绔子弟,无所事事,吃喝玩乐,打架斗殴,欺男霸女;家道中落的“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更有甚者卖妻儿或打家劫舍。“恩养”政策出现了很多的弊端。加之此时罗刹(沙俄)屡屡侵扰清政府的北??,被封禁的满洲肇兴之地需要“入则为民,出则为兵”的八旗子民的防御。 　　据史料分析,清雍正、乾隆年间面临着上述种种困境。所以京旗移驻现象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旗丁的膨胀,使国库不力负担繁重的帑金,国家需要旗人自食其力,要找到面积广大的沃土由旗人进行屯垦;二、京城旗人的增加,带来了安居、治安等诸多社会问题,而且满洲的国习和国语面临渐废的危险,京城大量的闲散旗人必须要减少,而且要重掌国习和国语,那就得回到他们的发祥地;三、外敌侵扰边疆,需要调动旗人到北部地区进行防御。 　　基于上述的三个主要原因,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都察院副都御史塞德请设立井田,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由朝廷出地,为井田,令八旗挑选无产业家户前往耕种,井田分公田和私田,公田之谷,俟三年后征收,于耕种所余地内立村庄、造庐舍、每名给银五十两,以为一年口粮及牛种、农具之用。这种从解决八旗兵丁“恒产”上着眼,解决京旗“苏拉”的办法,得到了雍正的肯定。雍正帝于同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所议甚好,著照依施行”。户部遵旨施行,然而内地已无闲旷之地,惟有“根本之地”的东北,确有可耕之土。雍正末年京旗移驻东北“已有定议,未及举行”。到乾隆时期“……但念现在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侍一人钱粮供膳多口,终恐拮据,是以於拉林开垦地亩,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满洲前往屯种。” 　　乾隆九年(1774年)九月,首批京旗闲散如期启程,当年到达拉林750户,第二年又到达250户。同年设副都统衙署以加强对京旗的管理。第一批移驻到达以后,在拉林阿勒楚喀形成了十六个旗屯,颇具规模。通过清政府的一系列强制措施和扶持政策,首批京旗移驻的生活迁移后的第三年开始稳定、好转并逐渐富裕。乾隆十八年(1753年)八月,吉林将军傅森回奏“前移往拉林满洲一千名,近年生计渐裕”。乾隆皇帝决定第二次移京旗于拉林地区。乾隆帝同意再移驻,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61年)分四回派遣,每回500户。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第一批京旗到达拉林,因中途一户逃跑,实际仅有499户,在阿勒楚喀海沟立村屯八所安置。同年十一月于拉林瓦浑地方修建第二批500户京旗的房屋。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500户京旗移驻波天线拉林瓦浑。同年十二月在拉林西沟地方修建第三批京旗500户的房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500户京旗移驻于拉林西沟。同年十一月在拉林霍济墨地区修建第四批京旗500户的房屋。乾隆二十四年春500户京旗移驻拉林霍济墨。从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共移驻京旗2000户。 　　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