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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转型期行政领导权力监督与制约 　　[摘要]：行政领导权力是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领导与管理的一种综合权力。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领导权力极易偏离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因此，对行政领导权力监督和制约方面的研究势在必行。 　　[关键词]：行政领导 权力监督 权力制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明确要求。加强对权力特别是行政领导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行政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监督和制约行政领导权力的必要性 　　行政领导权力的行驶是行政领导权力主体立足于有序组织结构，遵循特定的原则与规章制度，采取有效手段对行政领导权力客体施加影响，从而使之按照主体意愿采取行动达成组织目标的过程。行政领导权力内在地包含了行政领导权力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本质属性。 　　（一）从政府行政人本性的两重性看 　　行政人既是公共人又是普通人。作为公共人，行政领导有执行公务、履行公共职责的能力，但与普通人一样，他们也具有人本性的善恶两重性。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独断专横等事实说明人的本性中有恶的因素，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过去人们过分相信政府官员，认为他们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观念上放松了对行使权力的监督与控制。然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公共政治领域的选择活动中，行政领导也如同市场领域中的理性经济人一样，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因此难免利用公共权力进行经济寻租，这就是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根源。 　　（二）从行政权本身特质的两重性来看 　　一切权力都来源于权利并为权利服务。行政权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为保障社会公共秩序必不可少的重要权力，首先具有服务性。人享有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剥夺的天赋人权，人们把权利的全部或部分让渡出来共同组成政府，人民和政府之间是一种权利的委托与代理的关系。行政领导权力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使得权力与权利之间自然形成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容易因信息的不对称性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防范和控制强者对弱者的侵犯，就必须对行政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 　　（三）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 　　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集权的国家，“官本位”、“权力本位主义”等思想根深蒂固，民主法治文化传统较少。建国以后，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政府管理模式，导致长期以来政府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是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目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体制还很不完善，权力集中的现象未得到彻底改变。 　　腐败最真正的根源在于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依然过分集中、分权体系不明确，约束机制缺失或监督乏力，流于形式，严重背离其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宗旨。近年来，我国反腐力度加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之风依然存在，并向高层和集体腐败发展蔓延。 　　二、当前我国行政领导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从领导体制来看 　　我国行政领导权力过于集中，领导者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在各个环节的实际运行中容易产生腐败的操作空间。一些领导的官僚主义更加严重，使得政策往往缺乏科学性和民主性，有时甚至会造成重大决策的失误。其次，行政领导权力具有自我膨胀性和腐蚀性，当其发生恶性膨胀超出应有的范围和界限时，很容易侵犯其他权力，甚至危及公民权利。行政领导者同时也是为自己谋福祉的“经济人”，缺乏监督和约束的行政领导权力容易导致腐败问题。 　　（二）从社会转型期来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型。市场机制成为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在企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在不具备宏观调控能力的条件下又不愿放弃原有职权，通过摊派、索要等各种方式控制企业。在社会转型期，充满利益诱惑和缺乏制约的环境容易诱使一些领导者不依法定程序用权。同时，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提供了腐败和寻租的机会。行政领导者作为政府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手中掌握着大量资源和特权，从而使其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寻租的对象，容易产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 　　（三）从权力监督来看 　　我国尚未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对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我国目前人大、政党、行政各个监督主体存在着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的问题。同时，法律监督力度不够。缺乏专门的监督法律，我国虽已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如《行政监察法》、《行政处罚法》，但至今没有一部专门适用于监督的法律，使得监督机构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或惩处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制手段。 　　具体操作手段上，现有的监督更偏重事后监督，致使成效大打折扣。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把监督的工作重点放在“查错纠偏”上，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