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旗人奢侈与贫困.docVIP

浅谈清代旗人奢侈与贫困 　　[摘 要]在清代旗人生计问题的研究讨论中，旗人自身的奢侈行为无疑被认为是造成旗人贫困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对旗人奢侈原因肤浅的讨论却很容易让我们把旗人奢侈现象简单归结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忽略清朝统治者针对旗人制定的政策对旗人奢侈习惯所产生的影响。深入探究旗人奢侈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有助于对清代特殊政策对旗人影响的深入理解。 　　[关键词]清代；旗人；生活 　　在清代旗人生计问题的研究讨论中，旗人自身的奢侈行为无疑被认为是造成旗人贫困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造成原本质朴的旗人，在走出明代发展相对迟缓的东北地区后迅速养成了奢侈习惯的本质原因的深入研究，其实往往已被忽略。由于对旗人奢侈原因肤浅的讨论却很容易让我们把旗人奢侈现象简单归结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忽略清朝统治者针对旗人制定的政策对旗人奢侈习惯所产生的影响。深入探究旗人奢侈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有助于对清代特殊政策对旗人影响的深入理解。 　　一、即“贫困”又“奢侈”的旗人 　　众所周知，旗人讲排场讲面子，甚至在穷困潦倒之中也无所俭省。吴研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描绘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位贫困潦倒的旗人，摆穷架子在茶馆里喝茶，只泡两三片自带茶叶，买个烧饼吃，还要手沾着口水粘干净掉在桌子上的芝麻。更为可笑的是，他的儿子跑到茶馆里找他，因为唯一的裤子被他穿走了，妈妈睡醒了没有裤子穿。这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清末有些旗人已经陷入贫困之中，却依旧有讲排场讲面子的习惯。而且，清代许多小说曲词里，也都有不少旗人靠典当撑场面的场景。 　　奕赓的《老侍卫叹》通过讲述一对老侍卫夫妻的遭遇来呈现出了清代末期下层旗人奢侈与贫困并存的奇特生活图景。开头诗篇便点出他们二人的生活已是“当铺票子朝朝三五个，账主儿门前闹泼皮”[1]但丈夫依旧是：“当差四十余年没托堪，交朋友见天恋恋在三和居”。丈夫反驳说：“走街面不交朋友使不得，轻钱财如粪土你是胎里红的脾气”。进而又指责妻子昔日“每日三餐挑着贵的吃。戴的是赤金点软翠，穿的俱是蝉吐的丝。出份子总是你要把长车雇，走亲戚略有迁求你就不碴泥。”这对老年夫妇虽然已是当票盈■，债主堵门，仍旧不忘“胎里红”带的脾气，要朋友要讲义气要讲排场，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必然导致其家庭的极端贫困。 　　旗人入关前局域东北一隅，尚处于渔猎向农耕过度的社会状态，资产甚少，也没有养成勤俭的习惯。清军入主中原以后对旗人进行恩养政策，使得旗人不用劳作也可以生活，面对极度发展和繁华的汉族文化圈，很多旗人往往沉迷其中，甚至为此破家。有一首竹枝词中说：“小帽长衫着体新，纷纷街巷步芳尘，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注云：“内城旗员，于差使完后，便易便服。结朋友茶馆闲谈，此风由来已久矣。”旗人闲来无事，发放钱粮之后多俱于此类茶馆喝茶闲聊，此类茶馆当时已遍布京城，蔚然成观。嘉庆时期甚至有取缔茶馆的奏议，嘉庆帝以取缔茶馆后经营此业者无以为生的原有驳斥，只是申饬旗人不可多沉溺于此。茶馆虽然是旗人出入频繁之地，但是花费并不多，而旗人为观剧或客串所用的花费几近破家。刘小萌在论及旗人票友时说道：“票友就是串戏之人，串戏的开销很大，除买行头，请人教，还要请客捧场。北京昔日俗语叫耗财买脸，花钱买乐。这种人，自然可能很快把家财挥霍光，但一些八旗子弟仍乐此不疲。所以当时北京又将这些毫无酬赏却耗资买脸的活动叫做玩票。”[2]这种玩票经常玩的倾家荡产。 　　其实，清代旗人的奢侈问题并不是清末才出现的，雍正帝就曾斥责八旗子弟：“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闲、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至沉湎梨园，邀游博肆，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3]嘉庆帝也指出：近来旗人“不知节俭，妄事奢靡”。甚至“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卖房产者。”[4]清代前期的皇帝，几乎都曾多次劝谕旗人要知节俭不可相沿奢侈，但这显然没起到预想效果。旗人已是挥霍成性，积习难改，导致家道中落者不止一二人而已。对于此种现象，宗室盛昱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每谓穷奢二字，实可为我满人写照。愈穷愈奢，愈奢愈穷，此二字当做如是解也。”[5] 　　二、旗人奢侈原因简要分析 　　清代旗人的恩养制度不可谓不完善，对旗人的福利不可谓不优厚，旗人作为国之根本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得到了细致入微的照顾，这是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除宗室子弟以外不可奢求的政策，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特权群体却成为清代贫困化速度最快的一个群体。 　　在B.Singh Bolaria and Terry Wotherspoon的文章Income Inequality，Poverty，and Hunger中提出了几种造成贫困原因的理论，其中Lewis提出了“culture of poverty”这个理论他认为造成贫穷的原因可能是“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