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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条件下适度生猪养殖规模研究 　　摘要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阜宁县261个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从生猪养殖投入与产出的角度，考察了生猪养殖规模报酬情况。研究发现，考虑生猪养殖综合技术水平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生猪规模产量的影响，阜宁县生猪养殖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由此，如果政府单纯出于提高生猪规模产量的目的，鼓励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满足猪肉市场需求的政策并不可取。研究还发现，当养殖户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600-800头之间；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31-35头之间。与此同时，生猪的市场价格与政府政策因素也影响最佳的生猪养殖规模。生猪的市场价格越高，则最佳养殖规模量越大；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最佳养殖规模量也将随之改变。故政府应该根据生猪产业分工的区域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通过政策调节区域内不同层次的养殖主体的生猪养殖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关键词生猪养殖；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适度规模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7-0113-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7.016 　　2000-2012年间，中国生猪出栏量、存栏量分别从52 67334万头、41 63361万头增长到69 78950万头、47 59224万头[1]。但是，随着生猪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养殖过程中猪粪便尿液污染、猪舍废水污染以及病死猪乱扔乱抛引起的水体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杨惠芳测算了一头生猪每天会产生18 kg的粪便量和尿液量[2]，而邬兰娅等估算了我国成年生猪有3%的死亡率[3]。根据以上的经验数据，可以估算，2012年中国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将产生不低于264亿t的粪便和尿液， 以及高达2 15844万头的病死猪。生猪养殖产生的大量污染物给已较为脆弱的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目标的实现。 　　生猪养殖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不仅受生猪养殖量增加的影响，也受养殖户对污染物处理方式的影响。由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需要增加成本，生猪粪便与尿液还田的数量有限，养殖户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生猪粪便与尿液，或向江河湖泊乱扔、乱抛病死猪就成为可能的选择。虞?t等[4]的研究认为，养殖规模越大的生猪养殖户，越倾向于选择环保的方式处理污染物。然而，Shreve et al[5]和郭伟奇[6]的研究认为，当生产要素投入超过一定的限度，继续增加要素投入扩大养殖规模，导致畜禽过度集中，疫病传播的危险性将相应增大，可能会提高仔猪的死亡率等。Kilbride et al[7]对英国112个大型商业生猪养殖场的调查研究发现，由于疾病的传播，仔猪死亡率已高达12%。Gilchrist et al[8]的研究指出，畜禽饲养密度过大会提高潜在微生物在动物群体间的传播。Burkholder et al[9]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高度集中的畜禽生产方式将导致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在发达国家，为了防止养殖场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已逐步控制养殖规模[10]。鉴于此，本文对江苏省阜宁县生猪养殖的投入与产出进行调查，采用CobbDouglas 生产函数评估生猪养殖规模报酬情况，从而研究调查地区生猪养殖规模是否适度。与此同时，本文以生猪养殖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为逻辑起点，分析调查地区最佳养殖规模的大小。 　　1文献回顾 　　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国内外学者们围绕“适度养殖规模”展开大量的研究。与养殖规模相关的成本优势是美国畜牧转向大型专业化养殖场的主要原因[11]，美国大规模养殖具有的成本优势是由于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了饲料的转化率而产生的[12-13]；而我国生猪养殖管理水平并未随养殖规模的扩张而得到较大的提高，因而中小规模养殖相对大规模养殖有一定的成本优势[14]，且国外的研究也证实养殖规模的扩大存在一个“度”，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15]。姚於康等[16]研究了江苏省范围内散户与大中小不同规模的生猪养殖成本，发现小规模养殖的平均成本最低。 　　事实上，影响包括生猪在内的畜禽“养殖规模”的因素众多。闫振宇和徐家鹏[17]的研究指出，生猪养殖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且由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与地理特征的差异，最佳养殖规模并不相同，而且相同规模的养殖成本与收益在不同地区也具有差异性。Brewer et al[18]比较研究美国5个不同地区的生猪养殖成本时发现，饲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可测成本均不相同。Van Ouwerke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