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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与政治关系探讨 　　摘要：生活于民国时期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诸多议论，其中往往透露出基于学术――政治二元对立思维的学术本位意识，其政治社会关怀则通常呈现为“刺激――反应”模式下的被动状态，使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处于学术――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困惑中。 　　关键词：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学术；政治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1―0098―05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难免会面临这样的困扰：在职业取向上是走学术道路还是“学而优则仕”；在治学上是为学术而学术还是要学以致用，抑或是坚持学术独立还是依附权势邀取名利。简而言之，他们往往会遭逢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两难之境。一方面学术毕竟是现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西方“为学问而学问”的理念伴随西学东渐已逐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跌宕时局使知识分子很难置身世外，而经世致用的文化基因无时不在催促他们投身现实的政治、社会变革。使得置身其间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做些反思，并有感而发了许多相关议论。但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研究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命运，以及他们独立人格的丧失与重建。…而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尚无专门的研究。本文拟就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相关议论进行分析，认识他们对于两者关系的思索路径及面临的两难困境。 　　 　　一、学术――政治二元对立思维中的学术本位意识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将学术与政治截然分开，视两者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学者应以学术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而卷人政治往往会妨害学者的志业。钱穆对热心政治的梁漱溟说：“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已田耘人田，必两失之。” 　　严耕望秉承师教，认为做学问须“淡名利，避权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往往为盛名所累，无法专注于学术。严耕望还举例说明，一为顾颉刚，一为胡适。说顾颉刚二十多岁得享大名，成为当时风头最健的史学家，少不了许多应酬，因而工作时间大受影响。而胡适，亦为大名所累，在学术上成效未宏。严耕望的结论是权位对于治学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对于权位“要绝对避而远之，就是无意中为形势所迫落到头上，也要设法避开，决不可贪图暂时虚荣，阻妨大计。”按严氏的意思，要是真想把学问做好，得与政治绝缘。 　　被严耕望作为反面例子的顾颉刚却很庆幸自己没有误入政界，在给其妻信中说：“我最感激你的，是你没有虚荣心，不教我入政界。前数年，国民革命初成时，我的师友们何等得意，那时我要得一官容易得很。假使你存些势利之见，要你的夫婿登上政治舞台以为自己的光宠，朝晚在闺房中强聒，我也未必不会心头一软，滑到了那边去。”顾颉刚虽然被社会事务牵扯了一些精力，但毕竟还是以学术作为自己的事业、生命。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五四”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学术本位意识。胡适反复表白自己只想做学问而不愿参政，他说：“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我自有我自己的工作，为己为人都比较有益，故不愿抛弃了我自己的工作来干实际的政治。”即使抗战时期不得已做了驻美大使，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学术事业。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只得牺牲一二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 　　民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在职业取向上以学术为本位，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做学问的材料。钱穆指出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才性与能力”，“自定取舍，力避纷扰”。顾颉刚称自己有强烈的知识欲而没有政治欲。他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此外，现代知识分子对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有着普遍的反感，认为官场是污秽之地，做官有辱自己的清名，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应该专心学术或教育。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谈到：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从而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风而为后世津津乐道。蔡氏还于1919年6月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宣言》中声称：“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对这三句斩钉截铁的誓言，蔡元培分别解释其理由说，“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是个臭虫窠”。1928年，蔡元培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仪式上的讲演题目就是《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同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针对“五四运动以来，各地学生竞为爱国运动”之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