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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权与发展权视野下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研究 　　近年来,生存权与发展权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生存权被视为需要争取的首要人权。直到今天,土地依旧是广大农民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寄托。然而,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直接侵害了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我们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限制建设用地的规模,严格规范土地征用的程序,建立起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生活得以为继的保障性机制等,来强化土地征用领域对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保护。 　　[关键词]土地征用;行政补偿;土地补偿;生存权;发展权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0-0176-05 　　黎晓武(1966―),男,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宪法学和行政法学;陈 威(1986―),男,南昌大学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江西南昌 33003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土地征用属必然行为。然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的生产、生活都与之密不可分,土地征用行为必然会涉及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如何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角度,探讨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性的改进建议,以保障失地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土地和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密切相关 　　 　　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首要人权,城里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主要依赖完善的社会保障,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则主要依赖土地。因此,土地与农民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密切相关。 　　(一)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概述 　　生存权被称为第二代人权,早在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8226;阿奎那的著作中就已出现其萌芽[1]。1919年的《魏玛宪法》开头就明确规定对生存权实施保障:“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2](P3)自此生存权被正式纳入法律制度的保障体系中,成为宪法性权利。到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生存权不但已经被世界所接受,而且发展到要求国家积极履行保障义务,保证每个人都能享有过起码的生活的权利[3]。法律制度中的生存权不仅指每一个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并且被具体化,使得生命权这一较为抽象的权利体现在具体的权利上,大致包括人的生命不受非法剥夺的权利,人有尊严地活着的权利以及与生存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权利。 　　1972年塞内加尔法学家卡巴#8226;穆巴依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演讲时提出:“发展,是所有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每个人都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发展权,发展权是一项人权。”[4](P377)生存权与发展权密切关联,生存权的结果被看成发展权的基础,没有发展的生存必然因缺乏进化的活力而萎缩。发展权实现于人的社会、离不开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又离不开人的生存与发展。人只有获得这种权利,才能摆脱与其他动物合为一体的状态,而成为社会上的、法律上的人。[5] 　　(二)土地是我国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实现的依托 　　尽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导致全社会对农业收入的依赖性有所降低,但在广大的农村,对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而言,他们绝大多数还是需要把土地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保障。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更为明显。在对贵州省的调查中,有超过94%的农民认可“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说法,农民生活、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6]。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其全部的现实体现都寄托在土地上,它直接关系到绝大多数农民的现实生活。在我国还未能够建立起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今天,我国农民的保障中,具有根本性、支撑性的因素仍是土地。土地可以说是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最基本表现形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开始降低,我们都期望经济发展能够迅速惠及全国,但事实是除少部分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欠发达地区农民依旧需要依靠土地作为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的依托。而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人们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政府对土地的大量征用,都使原有的土地使用结构发生了变化。涉及土地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和农民谈论“命根子”的问题,因此,我国必须建立起完备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保障失地农民能够达到与其拥有土地进行耕作时相当的生活水平。 　　 　　二、我国现行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对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状况 　　 　　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以及《物权法》的规定,我国只存在国家和集体两个土地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