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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课题提出背景意义和价值 　　一、清水江文书研究的背景 　　清水江文书又称“锦屏文书”，是贵州省清水江中下游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珍贵民族民间文献遗产，其中大部分是清代和民国的遗存，也有少量明代及新中国建国后的产物。其种类及内容极为丰富，以山林和田土买卖和租佃契约为主，还包括纠纷调解、分家文书、判决、官府文告、委札以及碑文和成册的帐簿、稿本、家谱等。 　　关于这批文书的名称，是使用“清水江文书”还是“锦屏文书”，至今尚未完全统一。自2006年贵州省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领导工作小组以来，贵州省各级政府文件以及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至今仍然使用的名称是“锦屏文书”。近年来，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清水江文书”一名。从“锦屏文书”到“清水江文书”　的名称演变，主要是基于文书发现地域的扩大。2006年以前，“锦屏文书”主要指的是锦屏县境内发现的文书；贵州省锦屏文书领导小组成立以后，　“锦屏文书”的重点保护县扩大到包括锦屏县在内的清水江中下游黎平、天柱、剑河、三穗等5个县。近年来，不仅在锦屏之外的上述各县都发现了丰富的文书蕴藏量，并大有超过锦屏藏量之势，而且在清水江中上游的台江县、黄平县、凯里市和麻江县也都发现了数量显著的类似契约文书。所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使用“清水江文书”之称更符合实际。事实上，黎平县有若干乡镇属于珠江水系的都柳江流域，而近年发现大量山林田地契约文书的岑巩县（亦属黔东南州管辖）则主要位于与清水江同属沅江水系的氵　舞阳河流域。因而，从地域概念上来说，清水江文书指涉的地理范围应是以清水江下游为中心，包括清水江中上游各县以及都柳江流域和氵　舞阳河流域相毗邻地区的各县（市），占黔东南州所辖16县市的半数以上。 　　清水江文书自1964年由贵州本土学者杨有赓最早发现于锦屏并开展研究以来，历时已近半个世纪。在有关学者和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清水江文书走出了以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逐渐为世人所知，被国内外专家学者誉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民族文献遗产。尽管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保护、整理与研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相对于其自然流失速度和所处的濒危状态而言，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大力度抢救、整理与研究这宗濒危的少数民族文献遗产，近年来一直是清水江文书属地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有关社会各界都深切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课题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 　　（一）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抢救保护：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管理 　　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为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成员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有赓等人1964年到黔东南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时，在锦屏县文斗、加池等苗族村寨发现并收集了部分清代、民国山林田土契约。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些契约文书当时并没有引进学术界及政府的重视。但杨有赓一直不懈地对锦屏、天柱一带的契约文书开展了大量的介绍和分析工作，并以其研究成果为地方林改工作献计献策，使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及人士逐渐认识到了这些契约文书的现实价值。20世纪80年代末，杨有赓执笔编写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1988年出版），在书中首次向外界介绍了清水江文书的概貌并公布了部分契约文书，随后杨有赓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研究论文。 　　杨有赓先生对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的研究首先引起了日本等海外学术界的兴趣。1995年，杨有赓获得日本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资助，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与唐立、武内房司等海外汉学家合作研究，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3卷）相继出版。这套书以林业契约资料整理为主，也有研究论文，是对清水江文书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整理，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从而引起了国内学术机构和有关政府部门对清水江文书的抢救、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重视。 　　2001年，锦屏县政府与中山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契约征集机构，合作收集和整理契约文书，契约征办主任由时任锦屏县档案局副局长兼档案馆馆长的侗族学者王宗勋担任。2002年3月，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史学家科大卫（David　Faure）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组成中英联合考察团，赴锦屏民间对林契进行考察。科大卫认为：　“锦屏的契约非常珍贵，像这样大量、系统地反映一个地方民族、经济及社会历史状况的契约，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希望加强保护和抢救。”从2001年至2004年，锦屏县契征办共征集文书原件约14000件，其中交付中山大学复印件及扫描图片约8000件。这些复印件后来成为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和贵州本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