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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编辑学群体研究 　　纵观时下的编辑学著作，无不将编辑一般理论和实际编辑工作作为主要表述对象。任火先生的《编辑独语》（以下简称《独语》）也提到：编辑学的位置就是多维交叉点上的应用学科，应用是编辑学的基石，应用是编辑活动的根本属性。 然而《独语》还在应用研究中让人感到一种希冀，希望着力描绘编辑这一特殊人群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存在一种将编辑学的对象从以研究客体为主转向以研究主体担纲的倾向。换言之，是在进行“认识编辑自己”似的探索――犹如苏格拉底哲学之“认识你自己”――将哲学研究的对象从自然转向人。 　　由于编辑客体的差异，科技编辑与社科编辑无论是在编辑理念上，还是在编辑方法上均存在相当的不同。反映到论文著作中就是论述科技编辑的文章，社科编辑很少去读；反之亦然。然而《独语》却同时在社科编辑领域和科技编辑领域中引起强烈反响，《走向编辑灵魂的圣坛》（以下简称《圣坛》）的问世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圣坛》的七十余名作者无一不是在阐发心声，少有一般书评惯用的媚俗文字。翻阅《圣坛》中一篇篇作品，会发现散布于全国各地的编辑，无论年龄大小、编龄长短，不论是图书编辑、期刊编辑或是报纸编辑，是科技编辑、社科编辑或是文艺编辑都沿着同一个坐标系汇聚，形成了群体思维无比的张力。在《圣坛》中，我们处处可见由《独语》引发的充溢着激情、涉及面更为广阔、追问层次更加深刻的思考。因而，《圣坛》的出版使人深深地领悟到编辑群体的力量是何等的不凡。因而，《圣坛》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有可能促使编辑学群体研究的形成。 　　群体研究是指一批志同道合者，围绕着某核心课题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学术思想交流和争鸣探讨的一种研究形式。其中的关键点是在群体中存在着思想交流和争鸣探讨。在科技史、思想史上，群体研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墨家学社、古希腊柏拉图创办的雅典学园已初具群体研究的功能，到近现代群体研究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影响深远的控制论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罗森勃吕特领导的“科学方法讨论会”上，参与讨论的有物理学家、工程师、医生和数学家等。他们分别从数理统计、逻辑学、电工学、通信工程、神经生理学等多种角度提出问题，交流互补。维纳把通信控制、机械控制、生物体自动控制等加以类比、概括和综合，形成了独特的新思想，即控制论。由于该讨论会每月一次在哈佛大学的餐厅中举行，故控制论的诞生被称为“餐桌上的思想火花”。 　　法国的布尔巴基聚会是群体研究的又一范例。20世纪20年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破坏，法国数学界出现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当时有一批年轻人在法国科学界沉闷的气氛中得知德国、波兰、匈牙利的数学在飞速发展时，就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心担当起复兴法国数学的重任，继承从费尔玛到彭加勒的光辉数学传统。他们组成一个小组，以法国历史上一位将军布尔巴基命名。“布尔巴基小组”决心用结构方法重组数学，完成一部巨著。具体办法是：当每卷的主题确立后，由一名志愿者完成初稿，然后在布尔巴基聚会上宣读，大家共同评论。一部书稿往往被驳得体无完肤，当场撕成碎片，每一卷都逃不脱重写的命运。在布尔巴基的成员中没有权威，谁都可以直抒己见，没人能在辩论中保持不败。每次聚会都争论激烈、大喊大叫，以至外人误以为是“疯子集会”。就是在这种严酷的批评和争论中，“布尔巴基”把自己锤炼为一个著名的数学学派，他们当中的许多成员迅速成长为颇有影响的一代数学家。 　　群体研究之所以能够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这种研究方式具有许多长处。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任何研究领域中问题的难度总是越来越大，经常大大超过某个个人的能力，此时，群体攻关显然是唯一途径。又如，研究离不开交流，离不开互补，群体研究中的成员经常性的交流探讨，能够提高研究效率，加速成果的产出。再如，开展群体研究可以形成一种自然的竞争与淘汰关系。由于研究群体具备开放性，经常会有新的成员加入。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观念、方法、技术、表达等碰撞，其结果往往是产生种种的重组、无情的淘汰，使整个研究朝最优化方向迈进。 　　对于有志于探讨编辑学、编辑工作、编辑文化等的同仁来说，开展经常性的群体研究，其收获远比一个人独自研究大得多。实际上，这也是笔者的亲身体会。 　　早在1989年，《华中理工大学学报》主编钱文霖编审领导创办了一个以探讨科技编辑方法论为主旨的学术沙龙。笔者曾在1993年发表于《中国出版》上的《登高览群山――记科技编辑方法论的首倡者钱文霖》一文中，对该小研究群体的活动状况进行过描述：“在一间简朴的小会议室里，每逢单周星期一下午就挤满了人。有科技编辑研究生，有出版社和期刊的编辑，偶尔还有校外慕名而来的同仁。大家无拘无束，或介绍学术会议、报刊的信息，或提出工作、研究中的难题。或报告自己的写作提纲、论文，相互切磋，大胆探索，形成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