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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与张诵圣台湾文学研究 　　摘要：张诵圣教授是美国汉学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在台湾现代派小说、台湾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大陆学界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她将后发现代国家的现代主义的观照焦点，从时间性的赝品、殖民焦虑，转移到外来文学话语在本土结构中容涵、转化、生根的过程；她用半自律、网络状、具流动性的“文学场域”的观念来扭转一般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思潮为中心的实性倾向。张诵圣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线性时间叙述转向共时问题结构，进行关系主义探讨的富于启示的研究模式。 　　关键词：现代主义；文学场域；木土问题结构；关系主义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G8)06－0079－06 　　 　　张诵圣(1)是美国汉学界台湾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她在对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及从“文学场域”的观点对台湾文学史的观察与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本论文拟对张诵圣的研究作一回顾，并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张诵圣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启发意义。 　　 　　一、后发“现代主义”与本土问题结构 　　 　　“现代主义”历经西方原发到向全球扩散的过程。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主义”始终是个聚讼纷纭的议题。在一个后发现代、未经充分现代化的国家如何产生“现代主义”，产生的是否只是脱离本土现实、模仿西方文化的“伪现代派”(赝品论)，只是非西方国家接受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一环(殖民论)?有关“现代主义”话语的争论，无论正方从追赶现代、汇入世界的角度予以肯定，还是反方抗拒同化、维持民族同一性的警惕，二者都预先承认了一种进化论式的一元化与等级化的时间意识形态，将本土放置于现代性时间矢量的末端(因此总是有“迟到的时间”的威胁)，而忽略了中国内部的问题结构如何容涵、协商这些西方话语，从而创生出本土的现代主义的方式与可能。这样的研究仍然在一个的整体化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运作，从而没有腾出空间去思索中国内在的历史发展、本土语境与外来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外来符码与原有符码之间的碰撞、竞逐，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合纵连横，话语空间的重新排列组合，等等。事实上，只有充分纳入本土的经验组织与问题结构，将注意的重心从“是不是”、“像不像”(真／伪，原本／仿造品)的时间／殖民焦虑，转移到外来符码在本土语境转化、生根的途径与过程，才能真正解套非西方国家现代主义“赝品论”、“殖民论”的僵局。 　　张诵圣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时，面对过往台湾60年代和70年代有关现代主义的两个主要的论述倾向，她指出，无论是对现代主义揄扬甚力的新批评还是批评最烈的乡土论者，两者都秉承了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视文学作品为封闭的个体成品，而隐含一静态的、分离式的文学史观。她转而强调一种关系主义的研究，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现代主义”这一文学符码与本地主流文学符码构成的冲撞、衍化等动态的文学演变方式。“如果我们接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而认识到所有的意义单位，包括作品和个人的主体意识，实际上都是由文化社会中各种意义系统交汇而组构成的，那么我们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对象，便应该是各种意义系统交汇时的动态关系。由这个观点出发，我们研究现代主义对台湾文学的影响时，便应着重于这一套外来的文学符码所带来的各种意义系统(包括认知形式和美学原则等)被个别作家吸收采纳的情况，以及它们和台湾原来通行的文学成规、审美意识、写作阅读习惯之间互相冲击而演化出新秩序的过程。”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在研究台湾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现代主义风潮时，张诵圣首先检视了台湾6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环境。张诵圣认为，冷战的政治环境、“党国教化诠释体系”、“在安定中求经济繁荣”的集体意识，使得台湾60年代的社会充斥着“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社会自足保守和安定停滞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积淀”。她指出，五六十年代台湾的主流文学不能以惯常的反共军中题材与乡愁文学泛泛而论，必须注意到一种更为隐蔽的美学框架：糅合古典抒情与五四浪漫遗绪的软性写实文学形式，这一美学框架暗中设定了作家处理题材的方式，从而使得50年代的作家(典型的代表如琦君、林海音、朱西宁、潘人木等)往往不能超越常情所界定的舒适范围去挖掘经验的“真实”。60年代以《现代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派作家们则试图通过现代主义这一新的文学符码与美学取向，来表达他们所感受的“真实”与具怀疑精神的文化批判。具体而言，在台湾的现代派文学实践中，有两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表现得最为突出：第一，“高度知性化地追求文学形式(表层结构)与‘现代’认知精神(深层结构)之间精致的对应和结合”；第二，“服膺‘唯有透过最深彻的个人体验，和最忠实的微观式细节描写，才能呈现最具共通性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