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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史学断代问题 　　内容摘要：本文总结了笔者多年的经验，具体介绍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的断代方法――诸如依出土背景、书法、书风、不同时代的制度以及特定时期特殊用词、文献本身的特征等作出判断。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文献；史学断代 　　中国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6)06-0124-06 　　对敦煌吐鲁番文献要着手研究，首先就面临着一个确定时代的问题。如果文献本身有明确纪年，或干支纪年，当然好判明其时代；如果文献本身没有纪年，或纪年缺损，这就需要用各种方法，尽可能找出或考证出其年代来。特别是吐鲁番出土文献，上起十六国，中经高昌国、唐代，下至元朝，时间跨度几近千年，加之断残缺损者多，如果不能确定其时代背景，就无法加以利用，更难以作出准确的研究。敦煌文献虽比较完整，然而，对一些无纪年文献，同样也有个断代问题。 　　对出土文书的断代，可以调动多方面的因素来作出判断，下面谈一点个人的体会，以备与学界同仁交流。 　　 　　一　依据出土背景作出判断 　　 　　吐鲁番文书有相当多出自墓葬，故文书整理以墓为单位，这是科学的，因为一个墓可能出有纪年的墓表、墓志或随葬衣物疏，提供出该墓文物的时间下限，据此可判断出墓中出的文书年代。如吐鲁番阿斯塔那1号墓共出文书13件，有3件有纪年，其中1件为“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八月廿九日高昌郡高[昌]县都乡孝敬里民韩渠妻”的随葬衣物疏，这应是本墓文书的下限。另两件有纪年文书，一为“建初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张仙入贷糜文书”；一为“建初十四年二月廿八日严福愿赁蚕桑券，其余10件无纪年文书，可据此推断为西凉建初十一年前后的文书，最晚也晚不过建初十四年八月。 　　有时即使是一个墓中所出文书，也须对其背景加以区分。如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是张雄与?L氏合葬墓，既有高昌国纪年“义和五年(618)”文书；又有西州高昌县官府的文书；还有一大批从陪葬午乐俑身上拆下的唐“咸亨三～五年(672～674)”来自长安朝廷文书，另外还有一大批无纪年的帐历残片，均拆自一批精细的午乐俑身上。而这批帐历究竟是高昌国时期，还是唐代的文书?据《?L氏墓志铭》载：张雄死于高昌延寿十年(633)，义和年间文书应是随他入葬的。?L氏死于唐垂拱四年(688)，葬于永昌元年(689)，唐代文书显然随?L氏入葬。?L氏死时为“永安太郡君”，按礼仪，要受朝廷吊祭赐物，而那批陪葬的午乐俑，正是来自长安朝廷所赐，其上所?文书的时代下限，绝不会晚于永昌元年(689)。在这批帐历中，有32片属质库帐，每笔帐下，往往记有长安的地名，如新昌坊、延兴门、观音寺等，而长安观音寺，乃龙朔二年(662)应城阳公主之请而立，由此知这批质库帐为龙朔二年(662)以后、永昌元年(689)以前长安城的质库帐。 　　斯坦因1900年在新疆丹丹威里克遗址发掘出一批唐建中二年(781)至贞元六年(790)的文书，同出又有许多残片。其中被编为D．Ⅶ号居住遗址中出有两小纸包，即D．Ⅶ．3号与D．Ⅶ．4号，在D．Ⅶ．4号中，除出有“大历十七年闰正月”，“行官霍昕悦”“於护国寺僧虔英边”便粟契外，还有几片(即4C、4d、4f)类似牒文，无完整纪年，只是一片上有“贞元”年号，另一片上有“五年”，据此推定原本应是一件贞元五年(789)护国寺的牒文。如果不了解这些残片的出土背景，是不敢作出如此断代定性认定的。 　　敦煌文献，特别是吐蕃统治时期的文书，许多仅以地支纪年，十二年一个循环，实际上也存在一个联系其背景进行具体断代的问题。如S．1475《佛经疏释》，是利用灵图寺的一批“便麦契”、“卖地契”、“卖牛契”的背面粘贴成卷抄写的。仅“便麦契”就有14件，其中除一件署“酉年”，两件署“卯年”外，其余诸件署年均缺损。然而，其中便麦人严君君、索满奴、史奉仙均为寺户，又见于S．0542《戌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壮车牛役薄》，此薄中寺户名又多见于《辛丑年诸寺户请贷麦种牒六件》(北图碱字59号)，吐蕃占领敦煌的辛丑年，即公元821年，由此推断《戌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壮车牛役薄》为公元818年，这与公元815年吐蕃统治者令出家者可拥有七家寺户的历史背景相吻合，缺纪年的寺户便麦契也应在此年之后。在《卯年二月十一日马其邻便麦契》尾，写有“保人僧神保年二十”，而在《口年二月十四日神宝便麦契》尾又署“便人僧神宝年二十”，可见也是卯年契。又在《索满奴便麦契》、《史奉仙便麦契》中，僧神宝又以“见人”身份出现，诸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由此推断，这批缺纪年的便麦契均为卯年向灵图寺借麦的契约。实即靠近上引《辛丑年诸寺户请贷麦种牒六件》的癸卯，即公元823年。 　　由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不论是敦煌或吐鲁番，或其他地区，尽管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