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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摘要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力基础设施与经济同步发展。由于电力生产与电力消费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差异。本文利用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增长回归模型，采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以电力投资率和发电装机容量作为衡量电力发展的指标，检验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区域间差异。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其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其中，电力投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076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493个百分点；发电装机容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38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1.905个百分点。其次，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中，电力投资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13个百分点；电力装机容量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59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电力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是不平衡的，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给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中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中国应继续促进电力发展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从政策导向来看，电力发展政策应当充分加强电力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使得西部地区能从电力输出中获得更高收益，提高电力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公平性。 　　关键词电力发展；电力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8-0034-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8.006 　　基础设施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与经济增长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先行资本，所提供的服务是一种生产性投入要素，能够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成本，或流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瓶颈效应”，降低要素回报率，制约生产率的提高。例如，Jimenez[1]发现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会增加其它资本或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Khadaroo和Seetanah[2]发现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Rller和Waverman[3]以及Czernich等[4]验证了信息基础设施对于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现有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受益交通、能源和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例如，Démurger[5]和Banerjee等[6]证明了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刘生龙和胡鞍钢[7]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中国的区域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积极作用；Fan和Zhang[8]利用1996年中国农业普查数据验证了农村基础设施（道路、灌溉、电力消费和电话）显著提高农业产出和非农业收入，并解释了地区间农业产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在各类基础设施中，电力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它基础设施发挥功能的先行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例如，Lee和Anas[9]发现，电力基础设施的薄弱曾经导致尼日利亚电力短缺，是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关于电力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上。例如，Masih和Masih[10]对印度的研究以及AsafuAdjaye[11]对于日本的研究均发现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单向的因果关系；而Yang[12]对台湾的研究和Morimoto和Hope[13]对斯里兰卡的研究则发现电力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类似的针对中国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文献积累，这些文献均发现中国的电力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例如，Shiu和Lam[14]利用中国1971-2000的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了中国的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存在从电力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此外，林伯强[15]利用中国1952-200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Yuan等[16]利用中国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Cheng等[17]利用中国1953-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计量方法基本上是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计量分析采用的数据基本上局限在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这两个指标，研究结论也基本接近。尽管这些研究为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