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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行征信模式边界与使命 　　征信跟资金有关，主要是考察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而不是仅看他的还款能力。因此，大数据不是征信，征信和诚信也有区别。 　　被业界称之为“信联”的百行征信有限公司（下称“百行征信”）获得首张个人征信牌照。向社会机构开放个人征信牌照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了。 　　前有网联切断支付机构银行直连，后有百行征信“收编”个人征信试点机构，无论是清算还是征信，作为行业性的基础设施，最终都选择了全行业参与这条路。目前看，网联的成立之于支付行业，属于重大变革，已经在改变着行业格局；信联的成立之于征信行业也是重大变革，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百行征信来了，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其它大数据征信机构的出路在哪里？ 　　为何是百行征信？ 　　2017年4月，在“个人信息保护与征信管理”国际研讨会上，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明确表示：“8家进行个人征信开业准备的机构，目前没有一家合格，在达不到监管标准情况下不能把牌照发出去。”8家机构暂时不具备资格，才有了百行征信的诞生。 　　在征信领域，只有信息充分共享，才有效率。央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晓蕾曾指出，“征信系统要强调两个原则，第一是互惠原则，第二是全面共享原则。”基于银行借贷信息建立起来的个人征信中心，其初衷便是建立一个“放贷人之间的信息共享数据库”，原则上由放贷人上传所有借贷人的真实信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实现互惠。 　　在2015年1月，央行发布《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8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本质上也是希望通过引入社会化机构，建立起覆盖互联网机构的金融信息和商业信息共享的平台；5月，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推动中国征信体系深化发展》一文中指出，商业信用信息的共享应进一步推动，“除金融领域之外的商业信用信息数量已经成为另一类重要的信用信息来源。在中国征信体系建设中，应充分认识这一趋势，鼓励此类信息通过共享、核查等方式，在依法前提下?ν庥τ茫?帮助一些没有金融信用信息的信息主体也能开展信用活动，进入正规金融体系。” 　　而从试点过程来看，社会化征信机构在信息共享与互惠上，却遭遇到了瓶颈，并衍生出一些问题。 　　首先，共享做得不好，信息孤岛广泛存在。央行征信中心的成功，在于所有受认可的放贷机构需强制上传信息，这样才能建立起统一的共享数据库。而对试点机构而言，缺乏这样的行政权力，只能做到谁使用谁上传，且使用多少上传多少。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1个月内，全部互联网金融机构发生信贷记录1万笔，但只有100笔使用了试点机构征信产品，结果便是只有100笔记录进入到试点机构的数据库，1%的覆盖率，难言做到了充分共享。 　　信贷信息覆盖率低，商业信息的跨主体共享就更难了。举例来说，腾讯的社交信息不会共享给阿里的芝麻信用；同样，阿里的电商数据也不会向腾讯的征信产品开放。虽然一些机构通过引入不可逆加密技术试图从技术上解决共享问题，但效果非常有限。从结果上看，便是信息孤岛广泛存在，这与建立社会化征信机构的初衷相违背。 　　其次，不能通过共享的方式获得数据，催生了数据的非法采集、过度采集和非法交易问题。数据的多寡是征信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既然做不到自愿基础上的共享，那么只好“主动”采集。在数据的源头，既有各类APP和网站正大光明地搜集留存用户信息，更有黑客拖库、木马钓鱼、内鬼泄露等“黑产”人士登场，这些来源不一的数据，层层转手，流入到各类机构手中，被用于从欺诈到风控的方方面面，成为完整的产业链条。用户一直处于“裸奔”状态，成为虚拟世界中一个个的“透明人”，骚扰电话、网站广告、暴力催收等成为了屡见不鲜的事件，加剧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 　　最后，当数据的获取“各凭本事”时，信息共享更加遥遥无期。不难理解，数据“采集”的过程越曲折、复杂，共享的意愿就越低，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信息孤岛和非法采集的问题。 　　从结果上看，8家机构各自为政难以实现信息的充分共享，百行征信的诞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关于百行征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国务院也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个人征信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有失。百行征信集各家之所长，又较好地弥补了各自为战的缺点，自然会被寄予厚望。 　　其一，定位：守住信贷征信边界。 　　据公开信息，百行征信的数据来源于“200多家网贷公司、8000多家县域的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聚焦于互联网信贷数据，与侧重传统银行的央行征信中心形成差异化互补。由于并未接入社交、电商等商业化数据，百行征信的定位仍然是信贷征信。 　　其二，数据采集模式：互惠与共享。 　　作为央行主导的个人征信机构，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