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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上意思表示解释对象传统认识及其反思 　　【内容摘要】传统票据行为一元构成论以票据行为无因性为前提，认为票据权利是依票据上所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从而其意思表示的内容也只能依票据上的记载而确定，票据上意思表示仅以票据记载文义为其解释对象。然而，基于票据行为相对的无因性，不能一概而论票据上意思表示的解释仅以票据上的文义记载为其对象，至少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原因关系上的情况亦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 　　【关 键 词】票据上意思表示 解释对象 相对的无因性 二阶段说 　　 　　“进行意思表示解释首先须明确对何者进行解释的问题，这就是意思表示解释的对象。”[1]而“解释的对象只能是表示”[2]，而“表现意思表示之表示上效力意思之事实（解释资料），为构成表示内容的一切事实。”[3]因为，表示行为上的语言、文字，有时须以其周围情事为背景，才能确定其意义。鉴于此，确定票据上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须明确可构成意思表示内容的事实范围。如果票据上意思表示的内容仅以票据上的记载文义构成，那么只能以该记载文义为解释对象；而如果票据上意思表示并非仅以票据上的文义构成，而像民法上一般意思表示那样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情况亦构成其意思表示的内容，那么也需要将此等情况一并作为解释对象。[4] 　　一、票据上意思表示解释对象的传统认识 　　传统票据行为一元构成论以票据行为无因性为前提，认为票据行为创设独立于原因关系的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是将独立于原因债权而产生的无因权利表彰在票据，因此只能认为票据权利是依票据上所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从而其意思表示的内容也只能依票据上的记载而确定。这样，票据行为一元构成论之下，票据上意思表示仅以票据记载文义为其解释对象。 　　然而，有学者开始主张，将票据上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限定在票据及票据上记载的观点，在创造说的立场上还可能成立，但从契约说的立场上是不能赞同的；虽然票据的记载对于票据债务的成立而言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因此，将其作为票据上意思表示解释的唯一对象，显然不足。[5]如前所述，契约说主张，票据上的法律关系依票据债务人与票据债权人（票据授受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缔结交付契约所致，而票据本身即为契约，无须另外订立契约来证明其存在。根据强调这种“票据上的意思表示面向交付契约的直接相对人”、“票据债务依交付契约而成立”的见解，德国学者Joost认为，“应当进行解释的，并非是票据证券，而是交付契约整体”。[6]即票据上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应该是“交付契约”，并非是仅作为准备阶段的票据书面的作成及其文义记载；即使以交付契约整体为解释对象的结果，票据债务不成立，或者不成立与票据记载相一致的票据债务，第三受让人亦可以根据权利外观理论获得保护，没有必要顾虑票据流通性而将票据上意思表示的解释对象限定在票据证券上。[7]根据Joost的理论，通说过于拘泥于“客观的”解释，而仅限于直接当事人之间或者存在票据受让人已知的情况作为其解释原则的例外，这是主客观颠倒的议论。总而言之，Joost认为，票据债务的成立及其内容以“交付契约”为根据，其解释应遵从意思表示解释的一般原则。 　　对于上述Joost的理论，德国学者Pflug持反对的态度，认为Joost的观点无视“票据证券上的表示与票据交付契约的区别”，强调无论采取何种票据理论，“证券上的表示”和“证券的作成”均为重要的票据债务成立要素，并主张证券上的记载为解释对象的同时，承认在票据授受的直接当事人之间――须依一般法律行为的解释原则进行解释的――“交付契约”的存在。[8]概言之，Pflug在一方面强调票据作成的重要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票据上意思表示亦面向第三人，即票据的作成具有与交付契约个别独立的法律意义，是不同于契约责任的外观责任要素，强调其对第三人的独立意义，而着眼于“证券上的表示”，考虑到其独立性的解释才是最妥当的，依据表示的“典型意义”的解释，从票据法整体上看，才最应该支持的。[9] 　　二、对票据上意思表示解释对象传统认识的反思 　　――以票据行为相对的无因性为理论依据 　　上述对票据上意思表示解释对象的分歧，归根结底源于票据行为相对的无因性。所谓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票据行为之所以发生，其本身不存在原因关系，而是说，“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对票据所提出的要求，而由法律亦即票据法所特别赋予的，而并非票据行为所固有的”[10]。事实上，票据的授受必有其原因，票据实际上是“原因的工具”，这决定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不能是绝对的无因性，必有其适用界限。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的这种牵连性，体现在原因关系的当事人与票据关系的当事人为同一时，也就是说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仍可以以原因关系上的事由进行抗辩。[11]换言之，即使在原因关系的抽象化程度极高的票据的场合，以行使抗辩权的方式，原因关系直接反映在票据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