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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民主实践 　　摘要　文章记录了我国第一部《法学词典》从提出编撰设想、组织作者队伍、确定编写原则、克服重重困难到最后完成编撰的全过程。 　　关键词　法学词典　科学　民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编纂的我国第一部法学词典1977年开始筹备，1978年召开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1979年秋冬统稿，1980年6月出版，全书共87万字。应该说，该诃典只是一部中型偏小的工具书，把它提到“科学与民主的实践”的高度来回忆，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处在30年前的时代背景下，组织此项工作，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尊重人才，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更需要科学的治学态度，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十年浩劫，人们再也经不起“乱”的滋扰，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法律秩序破坏殆尽，而法学更不被看成是一门科学。曾有司法工作者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求索资料，我们却拿不出像样的、符合实际需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的法学科研机构，我们觉得要为社会做些什么。法学所领导科研工作的王珉灿同志认为，与其分散写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或专著，不如先写一部将法学各个学科的内容整合起来的专科词典，可以使司法工作者先对各法律学科的概念有一个科学的了解，将各学科有内在联系的概念串起来，就可以对该学科的基本面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可以说，对丰富司法工作者的法律知识而言，这是一种短平快的做法。在这一想法较成熟之后，王珉灿同志即向社科院的领导请示，并得到了社科院的大力支持。 　　 　　二、组织队伍 　　 　　得到社科院领导的支持之后，本应该很顺利地展开工作。但是，在30年前，国家并没有公布过各种基本的法律，而法学界也没有尝试过承担如此大的项目，大家对此项目的完成缺乏信心，在所内讨论此项目时也反映平平，个别同志甚至说，在没有基本法律的条件下，写这样的书是容易犯错误的。当王珉灿同志找我商量，希望我能协助他工作时，我同样顾虑重重。经过两次谈话，我终于下决心同意协助他开展工作。于是，王珉灿同志专门设立了一个“词典组”作为编写该词典的职能机构。我开始为此项工作做一些基础工作，如收集各科词目，制订撰写词目释义的基本原则等。同时，王珉灿同志还在所内物色一些同志参加写作，最终物色到三位同志，均为国际法领域的专家，显然，完成此项目的人力不足，必须开阔思路，面向全国组织队伍。 　　说到组织队伍，必须打破旧的框框。所谓旧框框，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片面地强调集体力量，找某一个学校的某学科教研室的负责人来承担一个学科，而这位负责人又将这个学科的词目分给教研室的成员来写。这就是当年的所谓集体主义，否则就是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二是片面注重权力。一般都认为位高权重的就是专家，就是权威，就能胜任或主持某项学术工作。这是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不打破这两个框框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此项工作。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改变的观念。 　　我们需要的写作人员，是法学领域中具有特定专业和真才实学的人才，在那个年代，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老知识分子没有几个没有在政治运动中经历过各种坎坷。当我们去邀请这些专家的时候，部分专家表示欢迎此项工作，他们认为此项工作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值得做。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这些专家还没有其他事情缠身。还有部分专家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不敢轻易表态，当我们把问题说清楚，使他们感到我们的真心诚意以后，才勉强同意。但是，在有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这些老先生感到我们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下决心来完成此项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积极性也随之高涨，并且充分贡献出他们的学术才智。 　　有一位老先生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现年已98岁高龄的安徽大学的老教授陈盛清先生。他曾经是解放前的教授，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受到冲击，当时已远离北京赋闲在家。他和王珉灿同志相熟，1978年，王珉灿同志邀请他的时候，他已68岁，年近古稀。他来到北京，住在我的办公室，同我一起工作，没有一点老教授的架子。在整个编写、组织工作中，他始终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他的介绍下，我们还吸收了其他一些有真才实学的老先生参加了我们的编写队伍，如毕生研究罗马法的专家周?估舷壬?。 　　在基本队伍形成之际，我们开始物色出版单位。我们同北京一家著名的出版社联系，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上海辞书出版社得知消息，立即同我们联系，希望将来词典完成之后，交由他们出版，并且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 　　 　　三、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 　　 　　在筹备工作基本完成、队伍基本确立后，我们于1978年8月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第一次编辑工作会议，参加者除了承担编写工作的专家外，还有不参加编写工作的某些法学界的领导同志，以及出版社的部分领导和编辑人员。 　　这些专家就